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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有鹏]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科学风度
  作者:高有鹏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1-14 | 点击数:8655
 

近年来,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学科发展受到学术体制缺陷的严重影响,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那就是新的学术霸权主义泛起对学科发展的干扰。本来,多元共存才能形成学术繁荣,任何一种方法方式都可以粉墨登场,争鸣更是特别必要的。但今天却步入了一个相对偏狭的境地。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就是简单地运用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完全替代民俗学的理论方法。已故学者童恩正曾提出田野作业是运用材料证明某种理论,这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把这种方法扩大化,甚至绝对化。应该说,在民俗学的发展中,理论研究不是唯一的出发点,更不是其归宿,何况理论发展也不是某种学说的单兵进入。如果学术发展中只有一种声音,这是一种悲哀。这使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一位日本学者的讲话。当时的民俗学发展中,钟敬文先生受到学界共同的拥戴,他所在的学校也成为我国民俗学理论的重心,这是当时的实际。这位日本学者说,如果只有这样一种局面是不利于中国民俗学发展的。20年过去了,钟先生去世后,又是日本学者在挽联中写到“中国民俗学绝矣”。钟敬文先生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一个学科的幸福和光荣,尽管在他去世后有年轻的学者对其提出一些异议。我们在敬重钟敬文先生的同时,其实最应该发扬的是他的创新精神、奉献精神和开拓精神。突破和超越固然是必要的,而问题在于发展的前提是继承,是对前人理论的准确理解。理解需要理性把握,需要尊重他人的辛勤劳动,更需要相对广阔的学科知识背景。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学术生态,让各种学科、思想共处于一个环境,共同发展和繁荣,而不是此消彼长。

有一个时期,社会学提到学科的本土化问题。对于民俗学,同样存在。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这个命题包含这样一些内容:如何对待古典民俗学理论的继承及其与现代民俗学理论的结合问题;如何对待西方民俗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及中国民俗学发展问题;如何对待当前民俗学发展中的理论创新问题,包括突破和超越等问题。这中间有许多问题的探讨可能与学科的发展联系并不十分紧密,但是,在学理上,一切问题都有研究的必要。相比而言,在传统学科的发展中有许多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诸如对于民歌和民间戏曲问题,古代文学领域的学者们的探讨更为深入。任半塘和王起他们对民间文化的研究,到王小盾、康保成、廖奔等更年轻的学者,他们将考据发挥到极致的同时,将田野作业的成果有效地纳入了实证的范围。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有相当多的民俗学者缺乏必要的文献功夫。民俗学学科发展需要多元并存共建,不是哪一家哪一个人的事情。其实,现代民俗学理论史业已证明了这一点,其中既有文学家出身的学者,又有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出身的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出身的学者,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关注民俗事象,在学理上分别作出了有益的贡献。那么,今天,我们获取信息更为方便的同时,是否能比前人作出更大的贡献呢?我以为,这除了大脑的功夫外,更重要的是脚下的功夫,需要我们更深入地走进民间,去更细致更广泛地感受和理解。我们也都明白,民间世界无比丰富多彩,在那里蕴藏着无数的文化宝藏,需要我们深入进去,不断发现其中的珍宝,但是,我们常常出现两种错误,一是浅尝辄止,一是窥一斑而不知全豹。在我们的田野作业中,不是尽力地搜罗殆尽,而是通常只寻求对自己有用的内容,有意无意地拒绝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成分;再者是忽视民俗事象相互间及其与其他社会发展因素的联系,同样会陷入自己编织的假象中。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责怪早期民俗学发展中作家出身的人占据了大多数。其实,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顾颉刚他们是历史学家,凌纯声、芮逸夫和岑家梧他们是民族学家,李景汉他们是社会学家,闻一多其实是美术史学家。他们共同构筑了民俗学的理论世界,怎能说仅仅是作家们在进行民俗学研究呢?更何况,作家群体研究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民间文化中情感内容的深入把握。作家的想象力十分有益于民俗学研究中的联想和感受,特别是他们深入生活所获得的灵感对思维的激活。今天,民俗学研究中普遍缺乏想象力,是限制和阻碍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技术主义的泛滥,将民间文化中的情感因素有意无意地割舍开去,事实上是对精华成分的忽视。也就是说,不懂得民间社会中充注的复杂情感,即使材料分析做得如何细致,恐怕也是无补于学科发展的。如是说,绝不是夸大其辞。技术主义将一切都置于量化分析的最大弊端也正在这里。而要真正获得对民间百姓的情感的全面把握,仅仅靠一些在西方学者那里早已不新鲜的理论作为利器,是远远不够的。一个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是民间文化系统的独立性。它沿袭千百年,保存了自己的情感表达方式、叙事方式、道德与审美功能的体现方式、阐释方式和循环运行方式等内容,这是民间文化的文本保存的重要因素。如果忽视这些内容,民俗学研究,包括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的研究还会有什么意义呢?而建立民俗学理论体系,若缺少这些内容,那么,其独特价值的普遍性意义的体现也就失去了必要的依托。所以,我们强调田野作业不但要有全面的典型性,而且要有持久的对动态发展的把握,不断在联系与发展中发现新问题,把握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歌德他们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这话运用在民间文化研究中也是适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民俗学研究需要对民俗的历史发展、古代民俗思想、西方民俗学理论的历史与现状、我国现代民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当代民俗类型的分布和发展规律等问题,有一个最基本的把握。特别是对中外民俗典籍和民俗学经典理论的理解,更是我们进行民俗学研究的必要准备。今天严重困扰我们学科健康发展的其实并不是理论建设问题,而是普遍存在的像堂·吉诃德那样用长矛向风车挑战。这是一味拥抱理论,或者说热衷于西方理论的简单套用所带来的极大弊端。诚然,民俗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处于全球化的语境之内,需要面向世界和未来。但就目前而言,中国民俗学更需要树立自身坚实的基础,脚踏实地,直面现实,深入民间,以民为本,以全新的科学风度迎接挑战!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6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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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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