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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刘守华教授专注于中国民间故事的研究，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历史梳理以及类型分析，使他能够将自己几十年来对中国民间故事的形成的感性经验与理论分析，上升为对中国民间故事的总体理解，在本书中，刘守华教授对中国民间故事的总体特点做了本土化的阐释，这是前所未有的，关键在于他的概括是建立在大量典型故事文本的分析基础之上，而不是片断的感受、经验式的随想。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动物故事不发达，汉族有限的动物故事又缺乏对动物生态的活泼表现，刘守华教授认为，这是在中国民间故事采录极不深入的情况下造成的印象。中国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傣族、壮族、佤族等有丰富的动物故事存活在人们的口头之中。在参照国际分类以及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上构成的幻想故事的民族特色基础上，他把中国幻想故事分成：神仙与人、神奇婚姻、鬼狐精怪、神奇儿女、魔法和宝物等五大类，每一类皆有具体的故事类型包含其中。他特别分析了道教信仰与中国民间故事的关系，其中有水鬼与渔夫、彭祖型、卖鱼人遇仙型、三句好话型、凡人学道求仙型、樵夫观棋遇仙型、井水成酒型、法师舍身斗龙型、学法造反型、两法师斗法型等10个著名类型。关于生活故事，他认为，就艺术上显得成熟而又流传广远的故事类型有：呆女婿、巧媳妇、奇巧婚姻、长工和地主、打官司和断案、机智人物故事等，这些故事洋溢着民众的智慧和诙谐，是一种巴赫金意义上的“狂欢文化”[3]。他最后总结说，幻想故事想象构造出一个寄托人们理想愿望的光明世界，以现实生活中的普通百姓为主人公，然而帮助人们战胜邪恶，带来光明的却是神仙、宝物、魔法等神秘力量，它从包含着原始自然崇拜、宗教信仰等等的民间神秘文化传统中衍生出来。而生活故事则是由具有非凡智慧的主人公在形形色色的较量中出奇制胜压倒权威，并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从而饱含使叙述主体感到优越的喜剧性。它源于民间深厚的诙谐传统，叙事时虽保持着对现实生活的种种样相，实际上是对生活的“戏仿”，对当时生活秩序的颠倒，以另一种方式折射出民众的理想愿望。这是刘守华教授在长期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对中国民间故事特色的总体把握，这种高度的概括应该说是站得住脚的。
刘守华教授认为，在本书中分析的60个故事类型，都是在广大的时空范围内广泛流传、艺术精美、文化内涵深厚的经典故事，在他看来，经典是需要学者阐释的，在某种意义上，何以成为经典，就是作品在不同的时代都具有被阐释的魅力与可能，他希望能够通过学者的阐释，将这些故事还原为文学经典，看到其价值与魅力，使之成为中国文学财富的一个部分。所以，在本书的写作中，他有一种关怀，也希望这些来自于民众的文学作品能够通过学者的阐释重新回到民众之中，增强民众对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所以，在具体的行文中，作者尽量地做到通俗、精悍，将理论的阐释化成感性的语言，叙述精练而不繁杂，以至于每一篇故事都以小标题的形式归纳概括出该故事的主要内涵（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故事的小标题都能够尽如人意，有些标题甚至还有画蛇添足之嫌，比如：为“不见黄河心不死”、“人心不足蛇吞相”等故事类型归纳的小标题，因为故事类型本身的名称就已经是民众几千年来智慧的结晶，其能指和所指是不可更改的），力图使读者一目了然。本书的作者不希望本课题的研究成为干巴巴的故事母题索引，也不希望成为纯粹学院式的刻板研究。对于惯于运用学术语言的学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挑战和考验，至于效果如何，还是由读者评说吧。
在某种程度上，故事的类型研究具有形式的意味，如果过度地使用类型、母题的研究方法，把故事看做是类型或者母题的堆积或者排列，将故事的母题看作是与故事发展演变无关的形式因素，则是一种无视故事传承演变规律的非历史倾向。如何在故事研究中克服这一问题，也是本课题研究的一个难题。刘守华教授认为，本课题的研究是联系文化内涵探讨故事的形式结构。丁乃通从形式结构上比较了中国民间故事与欧洲民间故事的区别，在他看来，“中国民间故事在形式上较流动，在结构上较复杂。……一个中国故事能用几个类型，或者这些类型中的某一部分组成。……口传故事本来是变幻不定的，中国的民间故事尤其爱东拉西扯，一个类型连一个类型。”[4]刘守华教授认为，高明的口头文学家决不会“生拉硬扯”，他们将相关母题混合、串接、拉扯在一起，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总遵循着某种逻辑，或暗含着某种文化信息与特殊意趣，或者是社会生活的折射，或者是民间信仰的渗透，或者受文学传统与审美情趣的制约，在隐含的叙述逻辑中融合了民众深沉的文化心理、丰富的艺术智慧和独特的审美情趣。他指出，这才是故事在广大民众口头世代传诵不息的奥秘所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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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会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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