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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为“书写与口头传统”，涉及的是介乎于印刷品世界与传唱世界之间的各种关联 。洛德最重要的观点在于，他卓尔不群地去揭穿作为高度文字化了的文化人的我们，以讳莫如深的方式制造出来的一种假设：“当文字被引进，史诗歌手，甚至包括他们中间的俊杰之才，却没有意识到其‘可能性’，也未迎头赶上去利用它。也许他们比我们更聪明，因为你是不能书写歌唱的。你不能囚禁普洛透斯 ，捆绑他就是毁灭他。”（124）恰恰流变性才是传统诗歌的生命，只有当没有固定的文本横插在歌手和传统之间时，传统诗歌才得以存在；一旦“一次”表演（a performance）成为“这一首歌”（the song）,传统那多重易变的本质才会终止其作用的发挥。诚然，正如洛德论及的，这样一个固定下来的文本是可以从某位歌手那里抽取出来的，而且无需劳驾歌手依照传统做法来参与，但对如此得到的文本必须给出评定──是一次单独的表演――而不是“这一首歌”。无论怎样，当文字进入这一过程，这些遵循程式、主题、故事范型来创作口头史诗的传统方式将逐渐失去其存在的根由。甚至连固定下来的文本自身，它一旦为记忆复诵提供了便利（正如在1933─35年间发生在年轻歌手之中的情况那样），也就宣告了其传统的死亡。在这两种情况下，创作很快就会转向某种单一的模式，往往是一种用于记诵的模式，而那些构成传统的多样性形式便消失了。
《故事歌手》的最后四章，洛德将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传统中归纳和推导出来的原则运用到古希腊史诗和中世纪史诗的研究之中，从程式和主题切入，分析和阐释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贝奥武甫》、《罗兰之歌》以及《迪格尼斯·阿克里塔斯》 等作品。洛德深中肯綮地强调，这些史诗都是口头传统史诗；他还进而反驳了它们的传播有着所谓历史背景的假说。也正是在这些论述之中，特别是在有关荷马的专论部分中，洛德表现出对这些伟大作品的宏大结构和深刻意义的独具慧眼的洞悉力。我们面对的这些作品，在形式上已经定型而具有了文本的面貌，然而，洛德却对它们真正的本质有着透彻的理解和把握，正是这种深刻透彻的理解，使他因而具有高屋建瓴、不落窠臼的目光。最后，洛德以强调术语作结，从而对古老的“荷马问题”作出了具体化的全新界定：
综上所述，“口头”创作是一种诗行和歌的结构技巧，然而，看起来意义更为重大的术语是“传统”。口头性告诉我们“怎么样”，但传统告诉我们“是什么”，甚至更为深广──“属于什么类型”和“具有怎样的力量”。当我们知道一首歌是怎样被“建造”出来的时候，我们便知道那些“建筑用的砖块”必定非常古老，因为这就是传统的必然本质：寻求并保持稳定性，同时也维系着自身的存在。况且，这种持续的韧性，既非源于不可理喻的顽固守旧，也非出自绝对艺术的抽象法则，而是出于一种极其严肃的并推为至上的信念：惟有保存传统才是获得生命和幸福的唯一道路。传统口头史诗歌手不是一位艺术家，而是一位先知（220）。
在其译文中，尤其是在其母语原有的语言表现中，歌手阿夫多以其出类拔萃的技巧──“置身于一个演唱传统之中”去演唱这一宏伟的歌，当然也包括那些较短的歌──凸现出才华横溢的光彩，从而提供了一个视角，可以观察这位大师级的诗人及其驾驭表达媒介的完美和精湛。他那个性化的修饰赋予了诗歌以丰富深厚的蕴涵；而流动着光的辉煌和力量的奇伟的，又彷佛是从变幻莫测的海神普洛透斯那里汲取到的神思异彩，它们构成了文本创作的语境，并显露出诗歌之根柢是深深植根在传统丰土之中的。通过在这里所探讨的阿夫多演唱艺术的精髓，我们能够清晰地领悟到，在《故事歌手》所作的理论分析背后，渗透着诗歌本原的真实信息，这就使我们能够站在新的高度上，充分理解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与古希腊传统之间展开的比较研究。洛德与拜纳姆的合作，提供了卓有成效并极富教益的参考信息：《英雄歌》卷3的译本，包括有论述阿夫多及其创造力的文章，与这位歌手的谈话录，注释以及相关文本的附录。在第4卷即原文文本之中，还增补了阿夫多的背景、表演曲目、谈话录（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以及注释。简而言之，这两卷著作和其中呈现的诗作，为我们提供了对这部不朽史诗的无与伦比的观照，值得斯拉夫学者和比较研究专家在学术上给予认真的关注。
正是因为《故事歌手》的面世，口头理论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论，而且逐渐成为一门学科，我们也因此可以在今天评估和历数那些受到其影响的诸多传统。
这一阐释的威力，可以通过口头理论在1960年──洛德的比较研究的宣言《故事歌手》就出版于是年──以后的延展播布而得到生动形象的说明。此后，该理论的研究对象不再仅仅囿于古希腊文学和前南斯拉夫的史诗。考察研究的视野很快就扩展到了来自亚洲、非洲、欧洲、澳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众多传统的论述中。不止于此，这一学说的领域还进一步拓宽为对古典作品的涵盖，例如《诗经》，并使之与现代诸传统──例如扬州平话──并列而举。所有不同的样式也都被纳入了学者们审慎详察的视野之中，以期寻绎出对口头传统的理解：除了史诗，还有抒情诗、民谣、颂诗、历史性韵文，以及难以计数的其他样式，在世界范围内，均已成为一种空前增长的专门性书目中的研究主题。今天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口头理论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散布于五大洲的、超过了150种彼此独立的传统的研究。我们还可以毫不含糊地指出，这一学说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理解所有这些传统的方式。通过帮助那些沉浸在书写和文本中的学者们，使他们通过对民族和文化的宽阔谱系形成总体性认识，进而领会和欣赏其间诸多非书面样式的结构、原创力和艺术手法，口头理论已经为我们激活了去重新发现那最纵深的也是最持久的人类表达之根。
在口头史诗田野作业规范的确立上，在翻译、整理、注释、出版口头诗歌文本的事业上，洛德的学术活动，为我们树立了成功的范例。至于他的出版于1960年的《故事歌手》，那是被奉为口头程式理论的“圣经”的经典性著作。总之，通过他卓越的学术工作，口头诗歌的整体研究水平，被提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上。口头诗歌研究的影响力，也得到了空前的扩大。
·中译本·
《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 Albert B. Lo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2000.）【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尹虎彬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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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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