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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宝卷“和佛”的早期记载和宝卷的和佛人
宝卷源出佛教，在佛教宝卷时期，宣卷其实就是一种民间的佛事活动；所以可以从唐代敦煌文献中的和声推想———有了宝卷就有了“和佛”。不过，宝卷文本很少标注和佛，现存的早期佛教宝卷中都不标“和佛”。明中叶的宝卷文本开始注明“和佛”，但它们标注的是小曲中的“和佛”，如明刻本《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明刻本《佛说杨氏鬼绣红罗化仙哥宝卷》、清康熙刻本《平天仙姑宝卷》中的【哭五更】都有“我的佛”或“我的佛爷”之类衬字。清代的部分刻本宝卷标有简单的“和佛”，例如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杭州昭庆大字经房刊本《香山宝卷》、清光绪二年（1876）杭州玛瑙明台经房刊本《雪山宝卷》、清光绪己卯（1879）常郡培本堂善书局刊本《杏花宝卷》都有诸如“和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之类“和佛”的标示。民间抄本宝卷一般也不标出“和佛”，仅偶有注出，例如山西永济艺人展祯祥抄写于1984年的一批宝卷中标有小曲“和佛”，其中【莲花落令】的“和佛”词是“一溜一溜莲花，莲花佛儿呀，佛儿呀。南无弥陀佛儿呀，佛儿呀”。不过，标注在文本中的“和佛”是不可靠的，在实际表演中要复杂得多。
今存最早关于“和佛”的记录见于《金瓶梅词话》。《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九回宣《五祖黄梅宝卷》时有这样的描述：“大师父说了一回，该王姑子接偈。月娘、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孙雪娥、李瓶儿、西门大姐并玉箫，多齐声接佛。”又第五十一回宣唱《金刚科仪》时有“和佛”的说明：“薛姑子和王姑子两个一对坐，妙趣、妙凤两个徒弟立在两边，接念佛号”。清初丁耀亢《续金瓶梅》中也有对“和佛”的描写，法师参放之后“八个尼僧，齐齐合掌，下得公座来，朝上问讯，禀法师说：‘众生初学佛道，不识堂头和尚深微佛法，请宣法卷，略破愚迷。’齐声和起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堂上堂下一齐接着念佛”。
除了上述这些资料，也找不出更多的史料来勾勒“和佛”的历史了。今天所见的南北各地的宣卷中的“和佛”，仍与《金瓶梅词话》《续金瓶梅》所记有很多相似之处，由此推想“和佛”的发展应该是比较稳定的。“礼失而求诸野”，本文对“和佛”的研究主要建立在1949年之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下我们先来了解“和佛”人。
宣卷的“和佛”人有两种，一种是普通听众，一种是专门“和佛”者。普通听众的“和佛”比较简单，技术要求不高，只要跟着提示“和佛”即可。专门“和佛”者类似唐代俗讲中的都讲或净土五会念佛中的“副座”和“好声解者”。唐代俗讲中是法师主讲，都讲、副座起辅助法师的作用，一般负责“唱”的部分，包括自身“和佛”和提醒信众“和佛”，“好声解者”应是在音声方面超越普遍信众的专门“和佛”人。这种习惯在宝卷“和佛”中得到了保留。上文所举《金瓶梅词话》中的宣卷就是薛姑子做主讲，王姑子相当于都讲或副座，负责接偈，妙趣、妙凤相当于“好声解者”接念佛号，月娘、李娇儿等听众则齐声接念佛号。
大致来说，南北宣卷中的专门“和佛”人与《金瓶梅词话》所载大致相似，或兼具都讲（或副座）和“好声解者”，或仅有其一。甘肃酒泉的情况比较复杂。有时是既有唱韵文（兼提醒“和佛”）的专门“和佛”人，也有“好声解者”的专门“和佛”人———“韵文部分一人唱，众人和，散文部分由念卷人一人宣读或讲解；通常要找一个或几个“和佛”人坐在念卷人旁边“和佛”（也有所有听卷人一起“和佛”的）”。有时没有专门“和佛”人，“一人念卷，他一个人承担所有宝卷说唱演出”。有时只有负责韵文念唱（兼提醒“和佛”）的专门“和佛”人，“一个人念诵散文部分，而吟唱部分则由另外一个人领唱，其他人当听众，也可以给领唱做简单的伴唱”。山西介休念卷时有专门的“搭佛”人，不负责念唱韵文，只管搭佛。吴方言区的一般是“好声解者”型的专门“和佛”人。车锡伦在江苏靖江调查做会讲经时发现靖江“和佛的6人或8人”“该地讲经夜间一般前半夜唱‘小卷’———俗文学故事卷，由男性和佛；后半夜做各种仪式，由女性和佛”。江苏常熟和无锡的“和佛”人一般是中老年女性。江苏无锡“‘念佛’仪式中的‘和佛’者，多是50岁以上中老年妇女，她们是由佛头组织而来的执仪者，与佛头一同围坐经桌。和佛者一般不少于8人——即8位‘和佛’者加上佛头、领钟人各一，总人数10人，不足十人不成仪式。”当然，因为和佛是积福的事，所以“和佛的妇人不一定都是搭班（即不领取报酬）……义务的‘和佛’亦可为和佛人达到保家、保太平的功能。”
从上面南北宣卷中的“和佛”人来看，专门“和佛”人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是宣卷先生和信众之间的枢纽，经由他们的提示、引导，才能达到“满堂大众齐声和”的效果；而且专门“和佛”人的存在表明“和佛”是有技术含量的，“和佛”的技术水平对宣卷的艺术性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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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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