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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故事概念的转变与中国故事学的建立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2-27 | 点击数:1944
 

三、晚清报刊的汉译“故事”

  从《豆棚闲话》可知,现代文学意义上的故事概念,至迟在明末已经在杭州一带成型,可是,与故事同义或近义的概念语词还有很多,如说话、轶事、异闻、奇谈、趣谈、传奇、古话、闲话、瞎话等,为什么这些语词没有成为通行的文类概念,只有故事一枝独秀,成为现代学术的研究对象?
       故事成为通行文类概念,与外来宗教的传教策略有关。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在传教策略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大量借助变文、说唱等通俗文学进行宗教宣传。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后,一样要向潜在的信众讲述一些通俗易懂、便于传播的宗教事迹。这些与神及其信徒相关的神异事迹,他们称为“故事”。
       1875年,美国长老会牧师范约翰(T.M.W.Farnham)在上海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份儿童画报《小孩月报》,成为近代史上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儿童读物。该刊文字浅近易读,内容丰富多彩,图文并茂,可谓老少咸宜,大别于晚清各文言报刊。其刊名刻意不用“儿童”而用“小孩”,已经明确地昭示其通俗化、大众化的民间风格。在选择Story的汉译词汇时,《小孩月报》选中了口头传统中的故事一词。他们将歌曲I Love To Tell TheStory译成《主的故事》:“我爱说主的故事,论人眼见之外,论我荣耀的牧师,论耶稣大慈爱,我狠爱说那故事,因我知道是真,凡言莫如此故事,能满足我的心。”
       《小孩月报》创造了一种与“记”“传”“说”“论”“近闻”“笔记”“寓言”“问答”平行的“故事”文类,专门讲述基督信徒信教得福的神异事迹,如《祈祷有验故事》《美国小孩得救的故事》等,都放在头条位置刊发。《申报》将之誉为“启蒙第一报”:“沪上有西国范牧师创设《小孩月报》,记古今奇闻轶事,皆以劝善为本,而其文理甚浅,凡稍识之无者皆能入于目而会于心,且其中有字义所不能达之处,则更绘精细各图以明之,尤为小孩所喜悦,诚启蒙之第一报也。”
       一旦确立了Story与故事之间的对译关系,天教系统在华影响最大的报纸《益闻录》《圣心报》等,也大量使用“某某故事”“某某的故事”作为神奇叙事的文章标题。如《圣心报》的《故事》,单讲一个中国的满洲小王,因为与汤若望交好,将汤若望赠送的宗教礼物贴身佩带在身上,结果在征战之时,小王连中三箭,直透内衣,但是身体却未伤分毫,自此笃信耶稣。范约翰创办的另一份影响巨大的《图画新报》,其中一个专栏名称就叫“祷告故事”。
       晚清报刊无论是教会背景的,还是非教会背景,即使由中国文人编辑的白话报刊如《杭州白话报》《敝帚千金》等,这一时期大凡以“某某故事”为题的文章,多是中译的外国故事,而且热衷于相互转载,反复强化了故事作为一种叙事文类的公众印象。如《外国故事演义》系列、《讲波兰灭亡故事》系列、《三大陶工故事》系列(《绍兴白话报》,1900—1903)、《波兰的故事》系列(《杭州白话报》,1901)、《埃及故事》(《春江花月报》,1901)、《外国故事》系列(《童子世界》,1903)、《毕士马克故事》《爱国女子若安达克的故事》(《敝帚千金》,1903—1906)、《外国故事》系列(《童子世界》,1903)、《西事拾异:无穷故事》(《月月小说》,1907)等。就连1897年创刊的《蒙学报》,也已经意识到通俗的儿童教育对于救亡图存的重要意义,在其栏目中加设中西故事图说,如《母仪故事图说》《师范故事图说》等。
       吴趼人1906年创办的《月月小说》,英文刊名叫The All-Story Monthly,可见在这一时期“故事=Story=小说”,故事和小说的位置,正在发生微妙的转换。最有意思的是中国留日学生编发的《大陆报》,1902年至1903年连发了一系列“小说:故事”体的文章,如:《小说:一千一夜:渔翁故事》《小说:一千一夜:希腊王及医生杜笨故事》《小说:一千一夜:商人遇魔故事》等。孙毓修更是将童话、故事称作“儿童小说”:“儿童之爱听故事,自天性而然,诚知言哉。欧美人之研究此事者,知理想过高,卷帙过繁之说部书,不尽合儿童之程度也。乃推本其心理之所宜,而盛作儿童小说以迎之。说事虽多怪诞,而要轨于正,则使闻者不懈而几于道,其感人之速、行世之远,反倍于教科书。”

四、“童话研究”的提倡

  《小孩月报》等教会杂志的盛行强烈地刺激着中国知识分子,争夺儿童,开启民智,成为晚清知识界的热门话题。1900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与江南书局第一套儿童寓言故事书《中西异闻益智录》的出版,拉开了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大幕”。1901年至1903年相继创刊的《杭州白话报》《绍兴白话报》《中国白话报》,都非常注重白话故事对儿童的启蒙意义。晚清对于故事文类的倡导,起于传教士,盛于报章杂志,有识之士多是从教育一途着手,看重其与儿童教育的关系,认为儿童教育“最宜注意者,宜采用童话,不宜多用文言,俾儿童易于领悟。非然者,则诲者谆谆,听者藐藐”。
       孙毓修1907年入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08年始主持编写《童话》丛书。他参照《泰西五十轶事》等西欧童话,编写《无猫国》《大拇指》等一百余种儿童读物,被誉为“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
周作人认为“童话这个名称,据我所知,是从日本来的”。他受到孙毓修童话书的激发,写了《童话研究》和《童话略论》,提倡“童话研究,当以民俗学为据,探讨其本原,更益以儿童学,以定其应用之范围”。因文章对孙毓修有所批评,周作人担心商务印书馆不愿刊发,于是投给中华书局办的《中华教育界》,但还是被退稿了,可见当时人们还不能接受“童话有研究价值”的观念。后来因教育部编纂处要办一个杂志,周作人就把稿子投向这份寂寂无闻的新报刊。
       周作人童话观与孙毓修童话观差得比较远,孙毓修的童话指的是单纯的儿童文学,而周作人的童话指的是狭义的民间故事,认为其读者(听众)也包括成年人。周作人将广义的故事分为三种,神话、世说、童话:“神话者元人之宗教;世说者其历史;而童话则其文学也。”这种划分,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神话、传说,以及狭义故事。
       周作人认为童话反映了原始人的思维和习俗,是上古文化的遗留物,而儿童又与早期人类有心理上的相通之处:“童话作于洪古,及今读者,已昧其指归,而野人独得欣赏。……童话者,幼稚时代之文学,故原人所好,幼儿亦好之,以其思想感情,同其准也。”周作人以《蛇郎》和《老虎外婆》《老虎怕漏》等故事为例,就其中的神异母题与欧美、日本的同类故事进行比较,指出:“童话取材,大旨同一,而以山川风土国俗民情之异,乃令华朴自殊,各含其英,发为文学。”
       周作人将童话分为两类,由传说转化而来的“纯正童话”(由原始思想转变而来的、解释历史文化遗留的),以及纯娱乐的“游戏童话”(含动植物故事、笑话、复叠故事)。他认为随时代和风俗变迁,今人以为诡异的故事母题,只有使用民俗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理解其真谛,“举凡神话、世说,以至童话,皆不外于用以表见元人之思想与其习俗者也”。周作人将民间童话称作天然童话、民族童话,与之相对,他将作家创作的童话称为人为童话、艺术童话,并且认为安徒生的童话写得最好。至于其功能,他认为虽然童话成人也爱看,但主要还是用于儿童教育。
《       童话研究》纯粹基于人类学派的故事观虽然有些偏颇,但仍可称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篇故事学论文,万建中认为正是这篇论文“正式拉开了我国现代民间故事研究的帷幕”。可惜的是,论文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反响,周作人意兴阑珊,“于是趁此收摊,沉默了有六七年”。但是,这些观点却触动了另外一位编辑家、民间文艺学家赵景深的注意。1922年,两人相约在《晨报附刊》连载《童话的讨论》。赵景深开篇就说:“就童话二字说来,许多人以为就是神仙故事,不过译的不甚恰当。”这段话正说明童话、故事作为一种报刊文类,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与译介文化紧密相关的。周作人则在回信中进一步解释说,“童话”一词,源自日本小说家山东京传的发明,“童话的训读是warabe no monogatari(日语:儿童物语),意云儿童的故事;但这只是语源上的原义,现在我们用在学术上却是变了原义,近于‘民间故事’——原始的小说的意思。童话的学术名,现在通用德文的Marchen这一个字,原意虽然近于英文的Wonder-tale(奇怪故事),但广义的童话并不限于奇怪”。
周作人心目中的“童话学”,方法论上用的是欧洲的人类学、民俗学方法,而研究对象却是由日本人限定的童话,目的是做中国故事研究。也就是说,周作人试图用欧洲的螺丝,配日本的螺帽,用于中国       物事。这显然是世界上不曾存在的一种学问,它只是周作人的个人倡导,或者说个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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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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