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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继富 李晶]本土与西方: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的抉择与应用
  作者:林继富 李晶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8-26 | 点击数:4953
 

  三、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建立

  作为民俗学的倡议者和践行者,胡适在民俗学学科发展上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开创、拓展和深化了中国民俗学方法论建设。胡适在民俗学领域中提出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比较法。比较法在歌谣研究中的利用,是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的重要实践,但是,比较法对于胡适来讲并不是他研究民俗学唯一的方法。胡适对民俗学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科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比较法等三个阶段,对这三种方法论的运用和总结各有精到之处,并且深深地影响了他所生活的时代民俗学问题研究。

  (一)“科学的方法”

  1.1“科学的方法”的定义及其应用

  胡适在早期民俗学研究中,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这一概念在《治学的方法和材料》一文中有所体现。胡适认为,所谓科学的方法,只不过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进而提出了有名的十字方法,即“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科学的方法”在民俗学领域最初的应用当属胡适对《诗三百》的研究。《诗三百》即《诗经》,是我国早期诗歌的总集,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指的就是当时流传在周朝十五国境内的民间歌谣。1911年,胡适对《诗经》的“言”字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并对“言”字作了“掣合词”、通“乃”、通“之”等三种说法进行分析。在解释该字过程中,胡适先默认其三种说法是正确的,而后对这三种说法进行了详尽地考证,并得出了“除第三说尚未能自信,其他两说,则自信为不易之论也”的最终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并未明确提出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民俗学的研究,但是已初现关于将科学方法运用在民俗学领域的端倪。胡适在《谈谈诗经》一文中,对《诗经》的研究方法做了具体的阐释,在该文中,胡适认为,大胆地细心地研究,应当拿起我们的新的眼光。这段论述充分体现了胡适主张科学方法研究问题的必要性。

  此外,胡适在该文认为《诗经》有十三国的国风,只没有《楚风》。他认为《周南》就是楚风,因为“《周南》、《召南》,就可以找着许多提及江水汉水汝水的地方。”而满水江水汝水流域正是“楚”的疆域。由此可知,胡适的科学方法在解读《诗经》过程中以问题为导向小心求证方法的科学要素及其重要性。

  胡适利用科学的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探讨《诗经》的相关问题,实际上体现了“民国”的建立使得民间文学的“小传统”开始取代贵族文学的大传统成为文学话语的主流。胡适的科学方法在当时引领了一段潮流,并且使其成为了“新考据学派”的中坚人物。

  1.2“科学的方法”的思想来源

  胡适的“科学方法”与其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经历有关。胡适主张科学研究应该充分吸收西方学界关于科学研究方法,但是,胡适坚持科学方法的“西化”并不等同于完全抛弃中国固有的科学传统。从根本上说,胡适的科学方法是一种中西结合的方法。胡适的科学方法受到了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及怀疑主义思想和清代朴学考据思想的双重影响。

  其一,“科学的方法”的形成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胡适的母亲严格督促了胡适的培养教育,也继承了一部分“程朱遗风”。胡适接受西学前,“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某些儒家传统,因为这些儒家的基本假说在他读过的古典经文和评注、以及他父亲所写的文章中都有收录”。

  其二,“科学的方法”的形成受西方现代思想影响,直接相关的是怀疑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胡适在美国留学7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哲学时,师从杜威,习得了两种精神。胡适认为“这种科学的精神——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就是赫胥黎叫做‘存疑主义’的。”在民俗学研究中,胡适“进一步将赫胥黎的‘存疑主义’简化为‘萨迪法则’,认为这是人类的发明的专有法则——循果以推因的办法。”。这种方法又使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转向了实用主义,由此可见,胡适的“科学”的民俗学研究方法与实用主义一脉相承。胡适的“科学的方法”既来源于西方的实证主义传统,又同他幼年时期所受的传统国学经典教育密不可分。

  (二)“历史的方法”

  2.1“历史的方法”的定义及应用

  “特别主张的应用是有限的,方法的应用是无穷的”。胡适在对白话文学的深入了解中,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即“历史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深化了对民俗学研究方法的理论认知、具体实践。

  历史的方法就是“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并且强调指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胡适从文学进化论的立场出发,强调‘今世白话’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交流工具。”

  由上述论点来看,胡适倡导“历史的方法”本质是“历史的眼光和方法”。胡适利用历史的方法分析并论证了《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长篇民间叙事诗,也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作,后人盛称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为“乐府双璧”,胡适称为“最伟大的叙事诗”。首先,胡适通过历史的方法确定了《孔雀东南飞》的具体时代。对于《孔雀东南飞》的写作时代,学人意见不一。梁启超、陆侃如认为“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源于六朝,前次却无有。”进而谈到它的产生同印度传到中国的佛教文学有关。胡适基于文化史视角进行了批判,认为“凡一种外来的宗教的输入,他的几个基本教义的流行必定远在他的文学形式发生影响之前”。并对《孔雀东南飞》出自汉代的说法进行了论证,对中国古代时期的经典民歌给予充分的肯定。

  其次,胡适利用历史的方法强调了时代背景乃至阶层的不同性,反对一概而论。针对梁启超提出的“六朝名士皆共读”的观点,胡适指出,六朝名士与老百姓在思想习惯和文学风尚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加之,因“这一类的故事诗,文字俚俗……几万言的俗文长篇纪事”,故不被士大夫阶层所接纳。

  最后,胡适以历史的方法确定了一些的确存在于历史中的民俗。胡适打破了对“青庐”的理解,认为《孔雀东南飞》的“青庐”并非意指结婚时期特定的名词,而是意涵较广的普通词汇。并引用了北朝史的相关材料,论证了“设青庐,具牢禩而亲观之”的民俗,又批判了以“四角龙子幡”这一物质民俗来确定其具体年代的做法。

  2.2“历史的方法”的思想来源

  “历史的眼光和方法”既是“历史”的又是“进化”的,胡适试图利用这种方法构建文学意义上的“历史的方法”,胡适文学进化论的思想根源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基础是以实验主义为基石的自由思想,其理论内部逻辑是“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随着时代的进步而紧随时代的步伐,不同的时代必定有与时代相适应的文学”。

  进化论随严复译《天演论》而被广为人知,《天演论》“真是不翼而飞,有许多人自己出书刻版送人。一二十年中,‘天演’‘物竟’“天择’‘优胜劣败’都成了文人常用的话头。”

  1905年,胡适在澄衷学堂求学接受了进化论思想,“有一次,国文教员杨千里教班上的学生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胡适读罢《天演论》,高兴得很,反映了胡适受那个时代风气影响,并且自己认同和接受了《天演论》关于事物变化演进的思想,进而继续探索出历史演进的思考方法。

  在1914年初,胡适留学美国时,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历史的方法”的重要性,并且把“历史的眼光”作为中国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1921年,他在《国语文法的研究》一文中又把“历史的研究法”作为三种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1923年,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又一次提出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国故。这些对于“历史的方法”的论述以及在他研究工作中的坚持,影响了当时中国学界对于历史的方法的重视。

  (三)“比较的研究法”

  3.1“比较的研究法”的定义及应用

  在“科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提出之后,胡适又将视野进一步拓宽,提出了“比较的方法”,该方法的提出在民俗学史上有重要意义。“比较的方法”在胡适看来是一个“有趣的法子”。胡适在《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一文中界定其定义:“有许多歌谣是大同小异的,大同的地方他们的本旨,在文学的术语上叫做母题。小异的地方是随时随地添上的细枝末节。……我们试把这些歌谣比较着看,剥去枝叶,仍旧可以看出他们原来同出于一个‘母题’。”

  简言之,胡适认为的比较法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比较不是盲目地比较,胡适希望通过比较的研究法的应用得出一些结论,例如“母题见解之高低、本地风光、作者的文学天才与技术”。胡适在此文中,引用了多首歌谣,通过对《努力周报》所引的歌谣的分析,提炼了一个母题:“小姑出嫁后回娘家,受了嫂嫂的气,发泄他对嫂嫂的气愤。”进而又将常惠抄的同类歌谣列入其中,可供比较研究。胡适本人并没有对这五首歌谣进行深入地分析,只在最后提到了母题的绝无可疑性。

  根据胡适在该文章开头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以胡适的自身逻辑来探讨他的比较研究在《蒲灵子车》及其他四首歌谣中的应用。

  其一,胡适认为比较法可以看出一首歌谣母题的真实意义,避免导致阅读错觉。胡适选用的五首歌拥有同一个母题,但是对母题的挖掘程度参差不齐。在《蒲灵子车》中,如若不加以比较,就会将母题理解为“赶车的男子回家受了气”,可见,这首歌谣的母题若隐若现,不易把握,这也表明对母题的挖掘程度不够高,进而造成了一种解读层面的错觉。

  其二,胡适提到的比较法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五首歌谣所表现的“本地风光”,这实际上强调了不同地区的民俗之固有差异。譬如在《努力周报》刊载的《蒲灵子车》中,父母死后要“念经唱戏”;常惠所抄第二首歌谣中,描写了“小白菜、地里黄”的自然景色;其他所收录的歌谣中,还有“大绿袄、花云肩、红缎裙”的衣着风俗以及爹娘兄嫂死后的丧葬民俗等等。

  其三,胡适的歌谣比较研究法可以判断文学技术的高低。文学技术意指创作文学时使用的技术,胡适对此并未加以展开,故暂且不论。

  胡适后期的《诗经》研究也适当地融入了比较的方法。他在《谈谈诗经》(1930年)中指出,“现在的人应该多预备几副好眼镜,人类学的眼镜、考古学的眼镜、文法学的眼镜、文学的眼镜。眼镜越多越好,越精越好。例如‘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我们若知道比较民俗学,便可以知道打了野兽送到女子家去求婚,是平常的事。又如‘钟鼓乐之,琴瑟友之’,也不必说什么文王太姒,只可看作少年男子在女子的门口或窗下奏乐唱和,这也是很平常的事。”胡适主张比较的方法研究中要“预备几副好眼镜”,也就是说在比较研究中的综合多样性研究方法的重要。

  胡适提出比较研究法在当时的社会和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推动了民俗学研究者对比较法的深入认识和实际运用。白启明认为“胡适之先生所提出的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我以为是很好不过的。而先生在歌谣周刊的第一号上大题畅而特提倡”,并积极响应,提供了几首可以用来比较的歌谣。胡适自己也认为,“有许多孤立现象说来说去,总说不通,一有了比较,就更加明白了。”

  胡适指出研究者应该抓住民俗学“母题”在历时性中发生的变异性,“同”中求“异”,在民俗学多种异文作品的“母题”比较中,发现蕴藏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审美内涵。但其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清晰可见。

  其一,由于这一时期歌谣的研究尚处于开荒阶段,胡适的比较法仅是概念上的,也没有深入地进行具体的歌谣研究实践,对于如何进行比较,他的观点模棱两可。胡适同董作宾一样,也做过“看见她”这一母题的研究。但是他对“看见她”这一母题的歌谣的研究,无论是在材料掌握上还是不同地域歌谣的比较上都远未广泛和深入。

  其二,胡适的比较法在歌谣研究中存在将歌谣研究单一化、简单化的倾向。在1936年,胡适谈及歌谣的收集和保存,“我以为歌谣的收集和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这同现在的比较法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3.2“比较的研究法”的思想来源

  《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刊载于1922年的《歌谣周刊》之上,这是胡适比较法形成的标志。胡适的比较法不仅仅来源于芬兰历史地理学派,同时也受到了西方的比较文学思想的影响。

  对于芬兰历史地理学派影响胡适比较研究方法问题已有前人论证,而比较文学思想产生的影响甚少有人研究。在西方诸比较文学流派中,胡适的“比较研究法”所汲取的是西方“法国学派”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其一,法国学派与早期胡适提出的科学的方法有相通之处。该学派是比较文学发展之早期学术流派,重点强调影响研究。正如法国学派代表人物梵·第根所言:“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进行解释……比较两个字应当脱离美学含义,而应当被树立为科学的含义。”观其学派著作及上述理论可知,法国学派认为,比较文学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实证的方法来建立一套不同于以往的方法论体系,以比较两种不同的文学作品,深入发掘并探讨文学作品的科学含义。这与胡适一直倡导的“小心求证”的实证精神不谋而合。

  其二,胡适与法国学派都出现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两种思潮相互激荡的时代。胡适虽然鼓吹世界主义,但是其自身的民族主义传统尚未完全退却。罗志田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主张一个与传统大同观念相近的终极目标”,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与“中国近代积弱直接关联”。所以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的新事物,另一方面却“更愿意认同于西方思想资源中文化认同最不明显或最具超越性的那一部分”,因而“近代士人向往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些带有‘超人超国’意味的概念,其实多半出自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同样地,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一直困扰着比较文学的早期研究者们。本来,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来确立其学科地位的,跨国界、跨民族,乃至跨文化的世界胸怀应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但是,法国比较文学的诞生与民族文学史的研究密切相关,其倡导者竭力强调比较文学在文学关系史上的定位。这种定位是基于法国的民族文学而形成的。胡适的比较法亦以中国文学为基础,通过与他者的比较定位中国文学,包括民俗学。他曾通过中欧文学发展概况的比较,分析了意大利等欧洲诸国原本没有“国语”,到后来形成“国语”的原因,并且提倡中国人要“努力做白话的文学”;在美国留学时期,胡适就曾详细考察了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创作之影响。他读罢嫦娥的民间故事,认为“以兔易蟾蜍,疑由于印度神话之影响,观下记以娑罗树易桂树,印度思想之影响更显矣。”胡适强调中国文化与国外文化比较研究,注重彼此之间的影响关系,在此格局中定位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确立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中国民俗学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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