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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眼前现实的民俗学
菅：福田先生说过“如果不是历史的话那就不是民俗学”，柳田也同样说过“今天的问题不是民俗学”，将今天的问题排除在外。所以，我在实践这个意义上，是不相信柳田的。
但是，另一方面，今天也到场的室井康成，在他的著作③中，表示了以下理解：“柳田的学问，是企图培养公民、良好选民的政治学。”即，民俗学实际上是负责对正确地传承事实的方法进行实践。要言之，对柳田而言，所谓正确地传承事实，那就成为政治学，也就是说对这种方法进行实践的态度就是政治学。在读室井先生的书的时候，我也认为确实在某些方面可以这样说。
简而言之，通过柳田的著作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深度解读。
另外，室井先生还引用了桥浦泰雄④以下的话：“民俗学虽然是以幸福为目的的学问，但是如果要将这门学问的结论对常民实现具体化，则是政治家的责任。”⑤这里所说的“政治家”恐怕按照今天的意义来讲，应该是带双引号的。他还写道：“如果学会员”（也就是民俗学者、民俗学研究者）“打算将研究的结果具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将不是以学者的身份，而是作为政治家去实行。因此，应该以负责任的实践为目标。”⑥。在以这个实践为目标的过程中，柳田以室井先生所分析的公民论的形式向社会发言，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实践。这恐怕也可以说是实践之一。
但是，我不太想把这个当作和我们当下应该关心的实践同样的东西。又或者说，也许可以把他做过的事当作实践，但是这恐怕不过是用语言表达程度的言说行为的实践而已。虽然实践这个词可以表达各种各样不同的行动，但是柳田的实践并不是我们现在真正必须做的，或者说是可以做的实践。我是这样认为的。
不管怎样，随着20世纪民俗学的学院化，民俗学埋头于个别的事象，而忘记了人们的生活和实践性。其结果就是根植于地方，以应用为重的宫本常一，从民俗学的正统史中消失了。从以历史民俗学派为中心的正统民俗学史中消失了。福田先生也经常说：“宫本常一在学术上的定位非常困难。”也就是说，他确实进行了实践，但是很难评价他在研究方面都做了些什么工作。福田先生的著作《日本的民俗学》①虽然也提到了宫本常一，但是我觉得对他并没有多重视。也就是说，就学院派而言，对他的评价是很困难的。
另一方面，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在社会上宫本常一是压倒性的名人。不仅著名，而且在社会上评价很高，因为他带来很大冲击。简言之，就是一种学术上的价值和社会上的价值呈现明显乖离的状况。
民俗学如果从实践性的角度来说，实际上与其他学科相比是比较弱的。此外，刚才已经说过，民俗学里面存在各种各样的参与者，存在各种各样的立场。然而，尽管应该超越多样的立场相互合作，尽管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学院派民俗学研究者却被困在了一个限定的世界里。
本来，在“野的学问”的民俗学里，有在野的研究者（也许可以不用“研究者”这样的表现）等各种各样的人。但是，现状是这些被割裂了，学院派民俗学者掌握了民俗学的主导权。一般认为，在“野的学问”时代，柳田和他身边的弟子们作为在野的民俗学研究者，虽然呈同心圆状态，但是互相接近。但是，实际上毫无疑问存在着由柳田国男、身边的弟子、地方的同志构成金字塔式层级结构的事实。然而，在其后的学院派化过程中，柳田身边的弟子成为了学院派的担当者。
那以后，如果从柳田国男死后人们的关系角度来说，形成了学院派和非学院派，职业和非职业的关系。而且，学院派的研究者逐渐成长，民俗学被割裂了。简言之，这种隐性的割裂、错误的二元论，导致了发言力、主导权不均衡的发生。
最后，学院派民俗学由于被从“野”割裂开来，虽然实现了制度化的建构，但是与社会产生了乖离。另一方面，非学院派的人们中也出现了割裂，有人努力将自己的工作置于学院派当中，反过来也有人毫不在意学院派与否，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当地进行民俗学实践。
这种割裂状态是当今民俗学所存在的一大问题。我认为，改变这种状况，应该是21世纪民俗学的课题之一。作为其中一个方向，最近我提出了公共民俗学。我认为，必须实现公共部门的研究者、学者，此外还有刚才说到的非职业性的人们，成为一个整体共同参与的民俗学。我从这里看到了民俗学的一种方向性和可能性。为此，我想用以下的公共民俗学定义，去和福田先生的定义对抗。
公共民俗学是，在理解并克服不同性质的立场，在自觉文化的所有权和表象行为的权威性这一困难的问题的同时，获得表象的正统性，介入面前的人们的社会和文化，将以这些人们的幸福作为存在目的的民俗进行客体化，参与到某种保护行为中，进而对整体性参与的自他双方的实践和研究加以回馈性的、顺应性的重新把握的民俗学的方向性。
这是“我所作”的公共民俗学的定义，今后很可能会出现关于现代民俗学的各种定义，正如刚才福田先生所说的那样，今后还会开始出现哪个定义具有正当性这样的主导权之争，同时也必须出现这样的争论。同时，我认为它的定义可以是多样的。作为其中的一种定义，我想在这里从公共民俗学的角度提出新的定义。这是我想创造新的民俗学中的一种。像刚才说过的那样，虽然现在民俗学的定义只有福田定义一种，但是今后必须有让这个定义成为one of them的行动。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我想是实践性的问题。恐怕其他还有很多。像这样的工作，我们必须一点点积累下去。
对福田亚细男的实践的提问
菅：接下来是提问。福田先生从20世纪末开始使用“实践”这个词。但是，在民俗学的21世纪化这个具体问题上，福田先生所认为的实践是什么样的？恢复“野的学问”的精神，带着危机意识投入实践性课题，以批判精神进行问题设定，能够对社会发言的民俗学是什么样的？是天真无邪的民俗学者站在上位立场进行启蒙发言，还是依附行政的御用学者式行为？又或者是作为像室井先生所说的那种所谓政治家？又或者说在地方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工作的，作为practitioner的实践家？在这一点上希望听听您的意见。
此外，与其他学问相比，民俗学研究者的特异性、多样性，对学院派民俗学而言一直被认为是相当负面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参与民俗学，日本民俗学会里有各种立场、职业的人，从学院派这样很狭小的标准来看，一直被视作负面的因素。这种多样化的参与者，在日本民俗学会这里，通过杂志的同行评议等手段将他们排除了出去。然而，这些因素对学院派民俗学这样狭小的世界而言可能是负面的，但是从与社会的联系，或者是从把握实际人类社会的大的学问转换角度思考的话，是否毋宁说这是积极的状况？
简单地说，就是民俗学存在的多样的参与者的问题。这正是民俗学在21世纪具有可能性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有必要克服参与者之间的壁垒。
进而，像刚才说过的那样，20世纪民俗学后半期的学院派化，将民俗学的主导权集中到了学院派民俗学。也就是说，学院派民俗学独占了这一学科。现在，参与者的多样性还存在于2100人的日本民俗学会会员中，难道不应该构筑能够对这些参与者作为整体给予支持的学会吗？现在的日本民俗学会过度以学院派为中心了。不用说，学会杂志这样的学院派媒体，更为精致化地向着学院派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难道不应该提供一些像以前那样的不遵循学院派尺度的较为宽松的媒体等发表媒介吗？我想问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福田先生在学会的学院化，或者说是现代化方面也一直有很大影响力。我也在一起担任日本民俗学会理事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情况，福田先生说向右，大家就都向右。这虽然不是福田先生造成的，但是他影响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福田先生承担着推进学院派化的一翼。
我的问题已经讲得太长了，但是还有佐佐木美智子女士提出的问题。这和我刚才讲的问题是共通的。
“众所周知，民俗学到目前为止得以维持其有效性，主要有赖于它作为历史认识的姿态。今后的民俗学，对历史认识是重视，还是将其作为重新认识的对象，恐怕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希望以下述三点，作为自己在以历史认识为基本姿态的同时注视当下的思考课题。
①历史认识与个体的问题
②学院派民俗学与实践性
③研究者的立场性问题
我想，这些是我自己的课题，同时不也是20世纪民俗学所欠缺的吗？也就是说，反过来看一下，就可以发现20世纪民俗学对个体的轻视、实践性的欠缺、研究者自身没有对当下社会主体性介入的自觉。简而言之，就是似乎在建构作为历史认识的民俗学的过程中，过分追求民俗的历史，而丢失了人的故事。先生是怎么看的呢？”
虽然问题大了一点，但是我首先想问，在将20世纪民俗学21世纪化的问题上，福田先生的实践，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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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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