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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达人]戏曲史家民俗学家张次溪
  作者:沈达人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3-31 | 点击数:3624
 

  二、《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编)

  民国二十三年(1934),郑裕孚为《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作序,盛赞此书“卷轶繁富”,“综菊部之珍闻,垂艺苑之故实”,“不胫而走,誉重一时”,诚非过誉之词。全书包揽51种著作,可谓洋洋大观。细分之则有作者撰写的三种、作者辑录的四种、作者采录的45种等三类。有必要逐一予以解读。

  第一类,以张次溪署名撰写的有两种:《燕都名伶传》《燕归来簃随笔》,加上书前张次溪撰写的《著者事略》,当为三种。

  (一)《燕都名伶传》,为程长庚、杨隆寿、刘赶三、谭鑫培、时小福、江桂芬、孙菊仙、陈德霖、时慧宝、王长林、汪笑侬、程砚秋、荀慧生等13位京剧演员作传。其特点如佟赋敏《序》所说:“其事博,其词约。其评论也精确,其

  再如程砚秋传,为诸传记中文字最多者,亦仅千字左右,而叙事、论艺、品人皆能一一从容完成。全传述罗瘿公与程砚秋之间的情谊,谓瘿公不仅逐日往聆程曲,且聘请王瑶卿为程创制新腔;又为程砚秋编写《梨花记》《红拂传》《鸳鸯塚》诸剧(按:“诸剧”还有《龙马姻缘》《花舫缘》《孔雀屏》《玉镜台》《风流棒》《赚文娟》《玉狮坠》《青霜剑》《金锁记》等剧);“闲则为讲述古先贤轶事,及立身之法”,并“教以诗、书、画,陶冶其性灵”。终使程砚秋以程派艺术自成一家,翘然立于四大名旦行列。及至瘿公病亡,“治丧诸费,皆禦霜任之”;瘿公妻、子死,“禦霜又为营丧”;且不忘于春秋佳日,往万花山祭扫于瘿公墓前。“于是,海内咸称之为义伶”。程砚秋的艺术经历、做人品格都得到较完备的如实述评。

  复如王长林传,首先说王长林父辈的情况:“苏州人,先设药肆于阊门,洪扬事起,父携眷北来,避居北京地安门。复设药肆,曰玉鹤堂”。继而谈到王长林的学戏、演剧经历:“性好戏曲,闻人引吭,辄复欣然学步”。遂由内监黄三介绍,“入胜春魁科班”,“初习二花戏,后从王文隆问业”。王文隆是梨园名丑,以“生平拿手佳剧”悉数传授于王长林。出科后入春台班,“渐露头角”。《连环套》《打渔杀家》《问樵》《偷鸡》《五人义》《小放牛》《大名府》等剧,“演来皆有独到处”。老伶工俞润仙“尤重其材”,“数与合演《连环套》,长林饰剧中之朱光祖,丰采奕奕,能传其神”。于是“长林之名,渐播于京、津”。从此,“四方戏园饬使来约”,“大江南北,长林之足迹几遍”。光绪十八年(1892)“应南府之召,为内廷供奉”。自此,“悉心探讨剧艺”,“得以称霸菊部”。最后言及王长林的授剧情况:由于常与谭鑫培“合奏佳剧,故谭之神趣,得之独多”,谭氏逝世后,“长林乃出其学谭心得,设帐授徒。余叔岩、王右宸、小培父子,皆师事之”。王长林“聪明绝顶”,“得名师传授之剧几三百出,皆默印于脑,一字不遗”。“往往四、五人集于一案,长林口为传述,生旦净末之白口、唱词,滔滔而来,记录者虽各录一角之唱词,尚未能及长林口述之速”。“其兴废继绝,不自珍秘,有足多者”。传末确定:王长林生于清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二十一日,卒于民国二十年(1931)正月二十日,“春秋七十”。篇幅不大,所述却相当丰满。

  (二)《燕归来簃随笔》,名为“随笔”,实际也有若干重要记录。“随笔”涉及梨园馆、九皇会、小唱、广和楼、余秋室、徐小香、绿儿、戏提调歌、瘿公死事、《鞠部丛谈》、梅家衍庆、梅孟联姻、《缀玉轩话别图》、梅母之殡、赠慧宝诗、惠芳能画、刘喜奎娴词翰、谭伶风义、请禁私寓、古瑁轩、燕子楼歌、米虹月鬻曲、《艳云曲》、伶名小录、唐采芝善琵琶等有关梨园的人、事、物、艺25则,都不是随便写成的。其中“梨园馆”是一篇清末民初北京梨园公会的变迁史,就很重要。“九皇会”谈到北京伶人所崇奉的九皇,以及九皇会期的典祀情况,也堪注意。“戏提调歌”所云“订席要便宜,点戏夸精妙”,“偏索前年旧戏单,烂熟胸中新堂号”等等,使我们了解了这种旧剧场特殊职业人的活动情况。“广和楼”谈到广和楼与晚明查楼的关系,广和楼的被焚与重建,还细致描绘了广和楼的建构:“园门前为木牌坊,悬黑地匾一,曰:广和楼”。“再进,即戏场门矣。门为细砖砌成,上额刻‘广寒声和’四字”,“旁有联曰‘广演文明维新事迹,和庚盛世上古衣冠’”。“戏台两柱联曰‘学君臣,学父子,学夫妇,学朋友,汇千古忠孝节义,重重演出,漫道逢场作戏;或富贵,或贫贱,或喜怒,或哀乐,将一时悲欢离合,细细看来,管教拍案惊奇。’色质亦甚旧,或为道光间所制”。“听戏人座位,皆是长木凳。木凳两行之中,则置长木桌。楼座以木板间隔之,每间为一厢”。“广和楼后台,则与其他戏园设备相似”。这就留下一个清中叶至民初的北京剧场的典型样式,供后人参考、研究。

  其他诸则“随笔”所提供的情况,也是不应忽视的。如“瘿公死事”、“《鞠部丛谈》”两则,对罗瘿公生平、志趣、撰著的叙述可补“程砚秋传”的不足。“梅家衍庆”与“梅孟联姻”联读,梅兰芳一生的婚姻状况也就尽在读者胸臆。“请禁私寓”更是对民国初年,田际云请禁私寓一文的实录,不啻为戏曲界的重要案牍。“伶名小录”则把清代京剧演员的名、号、别署逐一检点,对为演员立传是很有助益的。

  (三)“著者事略”尤应重视。正如张次溪自己所说:“余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历八载之久”,“撰者之姓名、爵里,其有考者,只十四人”,即西湖安乐山樵、华胥大夫、蕊珠旧史、糜月楼主、沅浦癡渔、清凉旧衲、王韬、李慈铭、陈澹然、易顺鼎、罗瘿庵、沈太侔、倦游逸叟、陈彦衡。对这14位撰者“略有足征”,遂“表而出之”,不使“湮没”。比如14人中的西湖安乐山樵,作者指出:“仁和吴长元,字太初,别署西湖安乐山樵”。“客居京师十余载”,撰有“乾隆时所刊《燕兰小谱》一书”。《啸亭杂录》有云,吴长元之友余集作《煙兰小谱》。有学者“以之为据”,遽而肯定《燕兰小谱》为余集所撰,“盖以‘煙兰’即‘燕兰’也”,“殊未免附会耳”。文字不多,吴长元的字、号与著作情况大致已辨识清楚。最近有中山大学副教授陈志勇,在《戏曲艺术》2015年第1期发表《〈燕兰小谱〉作者安乐山樵考》一文,以充足证据否定了余集作《燕兰小谱》说,肯定了《燕兰小谱》的作者确凿无疑是吴长元。并对吴长元的生卒年、字、号、入都前后交往情况做出推考。如依据西塍外史《燕兰小谱》题词、吴长元《平庵悔稿》所载一首七言律诗、鲍延博《花韵轩咏物诗存》所载吴长元的另一首七言律诗,判断吴长元“应生于雍正九年(1731)前,卒于嘉庆十年(1805)后,享年应该在75岁以上”。又如据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王昶《蒲褐山房诗话》,指出吴长元字太初,号丽煌、丽璜。最后强调,“《燕兰小谱》的作者吴长元,就是一位醉心搜书、藏书、抄书、读书和刻书的不第文人”。文章证实张次溪所说无误,且对张次溪所作小传予以翔实补充,值得一读。

  再如14人中的陈彦衡,张次溪有以下简述:“陈彦衡,蜀人,游燕京久,性嗜戏曲,尤喜研音乐,与伶工谭鑫培交甚笃。谭所演剧,多陈所纠正。复将谭戏之神理著成《说谭》一书。此外又编刊《戏选》《燕台菊萃》二书,均已刊行。《旧剧丛谭》乃其绝笔也。”吴同宾、周亚勋主编的《京剧知识词典》,对陈彦衡有详细介绍。其一,核定陈氏生卒年为“1868-1933”(按:有生卒年为1864-1934的核定,颇见差距,待进一步研究)。其二,概括陈彦衡的生平为:“京剧音乐家、研究家。字新铨,又名陈鉴,排行十二,人称陈十二。四川宜宾人。他酷爱京剧,精通音律,擅长演奏京剧胡琴;对生、旦的唱腔、发音、用气等深有研究;与谭鑫培、梅雨田等是密友,经常共同琢磨,提高伴奏技艺。”其三,关于陈彦衡与谭鑫培的艺术交往,既说陈彦衡为谭鑫培伴奏,“得心应手,丝丝入扣”;又说“谭鑫培设计新腔,常常吸取陈彦衡的意见”;还强调陈彦衡“对谭鑫培的表演艺术理解得十分透彻”,认为“谭的表演诀窍在于‘神情不离乎身段,唱白尤赖乎神情,四者相辅而行,不能偏废’”。其四,述及陈彦衡的著作,指出有1917年出版的《戏选》,“是由他首创的第一本有公尺谱的京剧唱腔集”,有1921年出版的《说谭》,对“谭派的表演、唱法、运气、用腔”“做了详细分析”;有1931年出版的《燕台菊萃》第一辑《探母回令》,是一本“记录了谭鑫培、陈德霖、王瑶卿合作演出的唱腔曲谱”;另有收入1934年出版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的《旧剧丛谈》一卷。这就为读者提供了有关陈彦衡的较全面情况,也证实张次溪的简述是实事求是的。

  还可以读一读蕊珠旧史的小传:“梅县杨懋建,字掌生,号尔园,别署蕊珠旧史。道光辛卯恩科举人,官国子监学正,著有《留香小阁诗词钞》。掌生聪明绝世,年十七受知阮文达,肄业学海堂,自天学、地学、图书、掌故、中戏算法、历代音乐,皆精工焉。癸巳春闱已中会魁。总裁文达以其卷字多写说文违例,填榜时撤去其名,遂放荡不羁,竟以科场事遣戍。晚归粤东,方与梦园方伯子箴善,延主阳山讲席,以此终老。《辛壬癸甲录》《长安看花记》《丁年玉笋志》《梦华琐簿》四种,盖其旅燕时作也;生前曾刊《帝京花样》,即摘自此中云。”这可能是目前所见有关杨懋建生平的较完备资料。从中可知杨懋建的籍贯、仕途、晚景、著作等情况。其中,“恩科”指因皇室隆重庆典而特别开设的科举考试。又杨懋建在国子监所任学正,清代有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四堂学正,各由汉人一人充任,为最低级别的正八品官员。

  细读四部著作的序言和本文,则可辨明杨懋建入狱、遣戍的经过,以及四部著作撰写、刊刻的时间。分别陈述如下:

  其一,关于入狱、遣戍。杨懋建是道光十二年(1832)初,从家乡来到京师的。《辛壬癸甲录·序》就说得很清楚:“仆以辛卯(按:道光十一年,1831)六月离家园”,“壬辰(按:道光十二年,1832)入都时,有‘辛卯癸甲’之语,……”杨懋建在京7年,于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八日,因“顺天科场事”被捕入狱。此事,《丁年玉笋志·序》有以下表述:丁酉(道光十七年,1837)“重九前一日,余就逮”。同书,“秀芸”条补述:“是时余以顺天科场事被逮”。又道光十八年(1838)二月二十二日,系杨懋建遣戍之始。这在《梦华琐簿》中有明确表达:“戊戌(按:道光十八年,1838),余论戍湖南。百花生日(按:农历二月二十二日),荷戈就道”。关于遣戍途中情况,《梦华琐簿》也有如下交待:“戊戌夏,余到岳阳,小住八十日”;“秋九月朔,余过长沙”;“比月半,泊常德”。由此可知,道光十八年遣戍途中,杨懋建曾在湖南的岳阳、长沙、常德等地端在停留。又《长安看花记》“秀兰”条记载:戊戌,“年来在五溪(按:指辰溪及其周边以溪命名的四地)戌所,殊有江州黄芦苦竹之感”。《丁年玉笋志·序》末尾署名:“道光二十有二年,太岁壬寅,春三月三日,辰溪戍卒”。从而可知,杨懋建是在道光十八年九月下旬抵达湘西的辰溪戍所,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春仍在辰溪戍所,已四年有余。至于杨懋建何时结束遣戍,就有待进一步考证了。

  其二,关于四部著述的撰写、刊刻,情况大致如下:

  (一)《辛壬癸甲录·序》有云:“丁酉入春以来”,“剪灯命酒,坐忆故人。各为撰小传,名之曰《辛壬癸甲录》”,“是为《长安看花记》之前集”。据此可以确定,《辛壬癸甲录》撰写于道光十七年(1837)春。同年,杨懋建写成《辛壬癸甲录·序》,推断此书刊刻当在该年。

  (二)《长安看花记·序》述说:“丙申(按:道光十六年,1836)夏五(按:五通午),适遇韵琴新来保定”,“仆旬日后将仍入春明门(按:指京师),辄篝灯记此,以授韵琴”。这表示《长安看花记》撰写于道光十六年(1836)夏,是在保定完成的。又《丁年玉笋志·序》说:“丁酉首夏”,“传写《看花记》者,几有洛阳纸贵之叹”。“一时诸郎咸愿得厕名《看花记》中”。从而可知,道光十七年(1837)夏初,杨懋建在京城看到伶界传抄《长安看花记》的情景,并被伶人要求入传。《长安看花记》的序言作于“丁酉中秋”,此书的刊刻或在道光十七年秋、冬。

  (三)《丁年玉笋志·序》指出: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八日,杨懋建被捕入狱,“既下吏(按:指获罪官员被送交司法部门审问、定罪),从昭狱(按:奉皇帝命令拘禁犯人的监狱)中谒椒山先生祠。寒冬短晷,拥炉谋醉,醉则歌呜呜。乃命笔为《看花后记》(按:指《丁年玉笋志》)”。“百花生日(按:农历二月二十二日),荷戈就道。道中无事,篝灯对酒,复取草稿增删移改,命之曰:《丁年玉笋志》。凡得传十二篇”。那么,《丁年玉笋志》应撰写于道光十七年(1837)冬,改定于道光十八年(1838)二月到九月之间。《丁年玉笋志·序》作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三月,或者就是《丁年玉笋志》刊刻的年代了。

  (四)《梦华琐簿》云:“卢龙尉陈五湘舟,与予过从既习,每于午窗茶话,各举歌楼杂事,藉资谈柄。湘舟长予十余岁,居京师三十余年,所述多嘉庆年事。余所不见也”。“成都安十二次香,其人风流倜傥,又多才艺。诸伶执贽学书画者盈其门。余从永平入都,仿次香孔雀斜街四川会馆。日夕谈春明门内故事”。“次香见闻尤广,且多身亲得其实。鄙姓健忘,辄随事命笔录之。积日既入,褒然盈册”。“宋人有《东京梦华录》”,“国朝孙北海少宰亦有《春明梦余录》。余思淑诸人,愿窃比焉,因命之曰《梦华琐簿》。簿中以陈、安二君所述为主,而宾筵客坐,发难解嘲,故纸丛残,委巷琐屑,凡有关梨园掌故者,刍尧葑菲,杂沓采入”。“荷戈南来,行道逶迟,复多笔削“。所说明,《梦华琐簿》撰写于道光十七年(1837)杨懋建被捕入狱以前;道光十八年(1838),在遣戍途中修改、定稿。

  此外,傅谨主编的《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专书(上),收有光绪丙戌(十二年,1886)仲夏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京尘杂录》一部。该书是上海同文书局收录杨懋建的《辛壬癸甲录》《长安看花记》《丁年玉笋志》《梦华琐簿》四种的合集,并经专人校订,是可以同《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所收杨懋建四种著作相互参证的文献,而且对杨懋建著作的出版情况作了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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