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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欲言又止的民间信仰保护
中国目前的传统节日保护，其暧昧之处就在于：我们虽呼吁保护的重要性，并从历史文献中找证据，但从来不敢光明正大地讨论民间信仰保护，最多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跟传统节日中的民间信仰和主流意识形态打情骂俏，同时也在撩拨民众的怀旧情感。传统节日的主要内容都跟信仰或者说民间信仰有关，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时空以外的时空”。中国的非制度化宗教是非常发达的，它们在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承担着重要的功能，尤其是在当代情境下更是如此。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学与文化研究系劳格文（John Lagerwey）教授长期调查研究中国民间信仰，他认为，“民间信仰不能说是一种宗教，而是把来自各方面的多种因素融合在一起，指导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老百姓和三大宗教的传统都有关联，什么时候用哪一个，每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的习俗。任何乡村都有三个教，还有第四个教——巫教，我也叫无名之教。这些民间信仰和佛儒道巫多少有点关系。民间信仰还要把对空间、时间的理解加上。”[2]在中国传统文化没有遭遇重创之前，民间信仰对中国传统家庭的影响随处可见[3]。走进中国传统民居，迎面而来的是贴在门上的彩印或手绘的门神，门神的作用是保护家宅和家庭成员，避邪驱鬼。挨着门的地方摆放着土地爷的供桌，土地爷保护全家平平安安，并且监视着家庭成员恪守宗教道德和社会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而天官则供在院子里。给家庭带来财产和富裕的财神通常置于厅堂或正房里。不可不提的是灶王爷，灶王爷总供在做饭的炉子上面或旁边，他在年末要向天上的最高神——玉皇大帝报告该家庭及其成员一年的行为举止，以决定这个家庭应该得到奖赏还是受到惩罚。在那些对宗教信仰非常虔诚的家庭里，还供奉观音菩萨或其他神像，以保佑家庭幸福。在危机来临或遇重大事件，如出生、婚丧或传统节日时，人们在家里供奉众神的神龛，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每当此时，神圣、崇敬的氛围就会弥漫在家庭生活的各个角落，于是家庭就成了宗教活动的场所[3]。
其实，民间信仰就是民众超越苦难的一种有效途径。这种信仰具有韦伯所说的超越性[4]。任何文化都有超越性。中国的祖先崇拜是在起源处设定超越性，即祖先是我们的榜样和目标，他们的事功值得我们效仿，他们的灵魂也会在另一世界护佑着子孙后代。与中国祖先崇拜不同，西方的上帝是在人类（凡人）之外设定超越性的，他既跟任何人都有关系，又跟任何人没有关系，所以他能为人类牺牲，能做到公正无私，能解脱人类的苦难。相比之下，中国民间信仰的超越性有一定限度，仅仅是为了功利性的实用，但尚未发展到实用主义哲学的思辨层面。中国民众的超越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而且生活世界中的超越性是有等级的。民间信仰天然的合法性就奠基于这种有差别的超越性之上。合法性就是超越性得以实现的基础。对普遍性的认定，如一些信仰就不是一个人的信仰，具有超越个体的特质。民俗研究就是对民众的生活进行研究，民俗研究的现代性包含民俗研究和民俗学研究两个层面。自然整体的神圣化对生态环境乃至传统节日的保护，可能比政治法律层面的保护更为有效。政府或者说官方行为如何规范诱导这一神圣化过程，同时又不跟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这是相关学者首先要研究的课题。成功有效的传统节日保护应该跳出单一思维或单一学科的局限，综合运用民间信仰方面的知识积累。换句话说，民众如何完成这一神圣化过程？在诸神退位的时代，欲重返神圣现场要遇到的抵抗和诱惑委实太多了。在笔者看来，从相对的各自言说到主体间能进行交流的神圣化过程，日常生活应该是一个神圣化的绝佳突破口。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说，拦街福不但为温州民众营造了一个神圣的时空，也为其建构了一个融商贸、饮食、民间游艺等于一体的世俗展演平台。
如果民间信仰研究能呈现事实，乃至呈现其背后的道德，即天然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能自然大方地出场，不必为了寻求合法的生存空间而再改名租外壳，民间信仰以民俗宗教的名义被纳入国家的宗教政策体系，一些相关的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按照笔者的理解，对日常生活世界神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超越，虽然这种超越没有基督教或佛教那么彻底，但这种超越更具人情味和烟火气。理性是一种解析的力量。当理性不再以直观（哪怕是个体保存本能的直观）的形式看待事物，而是从直观物质的本体内部实质看待事物时，理性则是一种具有溶解性的力量，其作用与溶剂相似。理性能够理顺感觉到的概念，而这些概念能够帮助我们建构一个物质的世界。但是，当它的解析力对这些概念实施分析和溶解的时候，它就使我们陷入一个表象的世界，一个不坚固的影像世界。信仰通过非理性突破这一坚固的理性世界。我们周围世界被理性凝固着，一切凝固的都将烟消云散，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幻象，世界很快又被另一种理性所占领。没有信仰我们一无所有。如是，我们只能生活在完美的虚幻或者虚幻的完美之中。网络时代的到来更是加剧了这种虚幻感。
中国传统节日就是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即使社会发生过很大的动乱，只要民间信仰所营造的神圣空间没有被破坏殆尽，传统节日的味道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辛亥革命以降，包括“五四”在内对传统中国的节日文化曾人为地加以改革，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传统节日之味依然那么令人怀念，人们的观念不管怎么革新，诚如鲁迅这样新文化的旗手还是照样过旧历新年。据鲁迅日记记载，在这一天为了不违背官方规定或者显示出自己对旧的东西的决绝之态度，于旧历新年去上班，但回到家之后依然祭祀祖先，陪儿子海婴去饭馆吃饺子[5]。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激烈变动的转型期，外来文化纷至沓来，原本脆弱的传统文化包括节日文化中的信仰等，在历尽“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之后已分崩离析，风光不再，追逐新鲜时髦的文化消费暂时收编了传统文化。我们传统节日文化之味愈来愈淡了，以致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都发生了危机，谭嗣同所梦想的大同世界好像就在我们身边，文化已经全球化。当代中国有识之士心怀忧虑，不仅在各种媒体上大声呼吁保护我们的传统节日文化，而且欲借“申遗”的东风，使政府在切实保护的实践层面上有所作为。
但是我们在加入这样忧心忡忡的大合唱之前有没有深思过，我们当下为什么对传统节日感觉到其味道愈来愈淡了，其原初的生鲜感在渐趋麻木的舌尖消失殆尽？我们的传统节日保卫战到底要保卫什么？这些问题不想明白，我们的问题可能只是伪问题，我们的保护也是伪保护；甚至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助推传统节日文化的衰落。因为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有些东西无可避免地消逝了，即使你抢救式地加以保护也是枉然；有些东西只要人类在生活世界中还需要，即使没有主观上刻意的保护，任其发展，它们也不会真正离我们而去。
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重新审视拦街福之于温州民众的意义。拦街福作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无疑包含了很多民间信仰方面的东西，比如拦街祈福等等。拦街福在中断近六十年之后被重新启动，既满足了年老一辈的怀旧心理，也让年轻人在节日娱乐中认识并初步理解感受了拦街福。拦街福中的信仰层面也日渐凸显出来，虽然今日之拦街福跟过去之拦街福已有所不同，其实这种变异或发展是很正常的，只要拦街福文化中的核心部分没有被完全遮蔽，某些硬件和软件方面的创造性改进都是正常可行的。换言之，拦街福之所以是拦街福而不是其他地方性节日，其拦街祈福的民间信仰内涵可以转换成禳罪祈福，甚至包括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忏悔，从而为温州的生态建设构筑一道精神防火墙。总之，拦街福中的信仰层面绝对不能被随意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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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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