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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里·航柯]作为表演的卡勒瓦拉
  作者:劳里·航柯 (Lauri Honko)   译者:刘先福 尹虎彬 审校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5-12-10 | 点击数:6720
 

      《卡勒瓦拉》进程的开端

      我们可以把1828年到1862年这段时间称为狭义上的卡勒瓦拉进程。这样做有利于我们集中讨论伦洛特及五种卡勒瓦拉的出现。然而,从更宽泛意义上讨论卡勒瓦拉进程也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准备工作,每个事件都指向伦洛特的民歌搜集。同样我们也要思考,它在1862年伦洛特最后一次表演之后的发展。这种更宽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卡勒瓦拉进程,此时此刻仍在继续。只要史诗还在演唱,阐释,或被观众,以学术或者非学术地方式讨论,那么卡勒瓦拉进程就会继续下去。

      伦洛特生于1802年,有一定的农村背景。他的父亲是萨马蒂(Sammatti)的乡村裁缝。萨马蒂是南芬兰介于图尔库和赫尔辛基间的教区。他的母语是芬兰语,南部海梅(Hame)方言,但这并不是大多数史诗创编和演述所使用的东部方言中的一种。而事实上,他会说芬兰语和瑞典语,后者是1814年在塔米萨里(Tammisaari)上学后学的,那是200年前芬兰学校里的主导语言。上述这些都给他学习其他芬兰方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很多年后,他在具有纪念意义的芬兰-瑞典语词典中统合了芬兰语西部和东部方言。

      那时,芬兰语的地位很低,主要在有限的宗教书籍中使用。虽说大部分人使用芬兰语,但学校教育却用瑞典语。芬兰文学的观念对于大多数上层阶级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1809年《哈米纳和约》(Peace Treaty of Hamina)签订所带来的激烈的政治变革切断了700年来芬兰和瑞典的绑定,使芬兰成为沙皇俄国统治下的一个自治大公国。新芬兰不能再建成瑞典的或者俄国的。文化精英中的代表发现了芬兰民族认同的真正价值。在浪漫主义,更广义地说是新人文主义思潮下,芬兰语和丰富的民歌储备成为宣告民族认同的基础。这种更大范围的短歌搜集,更恰当地说,是一部民间史诗的需求,早在1822年伦洛特在图尔库上大学前,就已经被搜集爱好者们阐明。

      尽管伦洛特有乡村背景,但他第一次与口头史诗的接触还是出于学术目的。他的大学老师莱因霍尔德?冯?贝克(Reinhold von Becker)给了他整理编辑史诗核心人物万奈摩宁所有信息的工作。学术成果最终以拉丁语的博士论文发表。1820年冯?贝克在自己编辑的芬兰语报纸《图尔库周刊》(TumnViikkosanomat)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万奈摩宁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启发了伦洛特,他在思考涉及万奈摩宁的诗歌怎样按次序排列,才能创造出一个能更全面理解芬兰早期历史的叙事。然而,他博士论文《论万奈摩宁:古代芬兰人的神》(De Vainamoinen, priscorum fennorum numine)的第一部分并没有提及口头诗歌,而是从大量材料中获取的关于万奈摩宁的知识纲要。不论第二部分中是否包含口头诗歌,我们都已无从知晓了,因为手稿在1827年图尔库的大火中被焚毁。这篇论文的题目有些误导,因为伦洛特追随了冯·贝克的思想并接受了万奈摩宁的历史观点,把其视为芬兰人的原始英雄而不是神。

      早在伦洛特毕业之前,他就接触到了活态的口头诗歌。他的夏天都是在劳科(Laukko)度过,那是海梅地区韦西拉赫蒂镇(Vesilahti)的一幢大楼。.他靠在一个教授家里当家教来维持生活。在那里,他搜集到了同一首歌谣的几个异文和一个宗教传说,都是古四音步体。可是,他并不满足于保留不同异文,而把它们整理成一首393行长的歌谣,超过了原有的口头版本。更严重的是,他编辑了 35%的诗行以试图改进诗性,但依然保留了口头形式。

      一个出色的搜集者

      真正的“诗歌中的芬兰”并不在海梅地区,也不在芬兰的西部和南部,而是在东部,在萨沃(Savo)和卡累利阿(Karelia),及延伸至俄罗斯卡累利阿的东部边境。信仰东正教的卡累利阿人保存了大量的史诗,特别是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卡累利阿(Archangel Kaerlia),那里是一个在语言上非常接近芬兰的地区。由此去西芬兰的流动商贩把史诗唱到了图尔库附近的新考蓬基(Uusikaupunki),唱给了卧床不起的医学博士老扎卡里斯?托佩柳斯(Zachris TopeliuS)0他是伦洛特最重要的先行者,1822年就开始出版古四音步的口头诗歌,包括了从东部搜集来的短歌。1831年老托佩柳斯去世后,伦洛特深感自己要为史诗的出版担起重任。

      图尔库的火灾让大学荡然无存,伦洛特也有了时间去考虑拜访诗歌中的芬兰。1828年,他开始了持续16年的搜集旅程。伦洛特来到了演唱活态鲁诺(runo)⑤诗歌的核心地带,遇见了无数坐在小草房里或者在野外露天表演的男女老少数百位歌手。悠闲的旅行后来发展成回报丰厚的田野作业,尽管在一些没有史诗的地区,旅途仍然是沉闷的。伦洛特并没有在一个歌手那里停留很长时间,而是从众多歌手那里积累了大量的诗行。他独自写下了约25,000行四音步诗,而在他之前的搜集者只采集到10,000行。


      数字告诉我们,伦洛特比以往任何人都更深地沉浸在鲁诺语言中。他面对着十几种演唱风格和数百种对诗歌的不同理解。他发现史诗的范围在持续地流动:一个人的演唱和另一个人虽有不同,但仍有相似之处。在一个地方对一首诗的主导解释,到另一个地方就被另一种所替代。从语言学上说,伦洛特正受到各种方言表达的冲击,而他现有的知识还不够。这样,他对诗歌的内容、韵律、旋律和异文等传统规则产生了强烈的感觉。在对不同诗歌关联的探索中,他遇到了一些天才歌手,这些人对史诗英雄观念的把握看起来比唱诵具体的英雄诗歌更为娴熟。

      搜集的动机

      这里有两件值得注意的事,即搜集的动机和做笔记的技术。伦洛特并不是为了存档而搜集,在那时也几乎不存在。他是为了发表才记下诗歌。在第一次田野作业之后的当年,他就出版了一系列口头诗歌的小册子,这些诗歌是五种卡勒瓦拉的序幕。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康特勒(I)?(Kantele)⑥书中只有三首诗和歌手的表演形式相同,剩下的都被编辑过,比如删除了太复杂的方言特征、淫秽的言语、明显的不连贯(用其他异文中的过渡内容来修订)、错误的韵律等等。《康特勒(I)》包括咒语和抒情诗,换言之,是一些容易按次序编排的文类。

      伦洛特编辑口头文本的过程并不孤单。图尔库的修辞学教授,芬兰民间诗歌研究的创立者亨里克·加布里埃尔·波萨(Henrik Gabriel Pothan),作为他的前辈,在1766年至1768年出版的《论芬兰诗歌》(De poesi Fennica)一书中,也米用了相似的技术,尽管他过去常常命令同事不要乱动原始的口头文本。

      伦洛特的兴趣比波萨更集中。时代的压力促使他去寻求可以与荷马或者埃达相比较的长篇史诗。一部真正的民间史诗是伦洛特追随的浪漫主义运动的终极目标,虽然他是以一种最特立独行和经验主义的方式参与其中。《康特勒⑴》尽管包含很少的短歌,却是卡勒瓦拉序言诗篇的第一个标志。1928年,伦洛特在芬兰-卡累利阿的泰帕莱(Taipale)将其记录下来,并题为“万奈摩宁为波赫尤拉之战做准备”。这首诗是伦洛特在他的早期思考阶段,以传统为基础,萌发的卡勒瓦拉基本结构的参照。伦洛特的“卡勒瓦拉”与“波赫尤拉”吸收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对立手法,而这种做法也遭到了某些学者的反对。这个例子是伦洛特工作的象征:他对长篇史诗的探求不得不建立在对口头诗歌的思考上。我们正处在创作传统的或以传统为导向(tradition-oriented)史诗的中心,显然它与口头史诗(oral epic)的创作并不完全相同,而与书面史诗(literary epic)的创作更接近。把传统史诗从书面史诗中分离开,是因为它坚持了传统形式的稳定性,这也是真正的口头史诗的主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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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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