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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上说，不反“白话”而仅求“延古文一线之存”的林纾是胡适“独尊白话”的文学革命主张的一个“半途”的同志，而发誓“废灭汉语”的钱玄同们才是胡适不共戴天的死敌。但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因为胡适不是从“民族-国家”上立论，而是从“语言进化论”或“文学进化论”上立论。他反复援引文艺复兴之时欧洲各国“俗语”取代“拉丁语”的史实作为汉语“白话”取代“文言”的依据，而这样，他就把两种不同语言(俗语/拉丁语=民族语/外语)的关系(bilingualism)混同为同一语言(汉语)的不同语用(“文言”和“白话”)的关系(diglossia)，而“俗语”(民族语，如意大利语、英语和德语)并非拉丁文的“白话”，“俗拉丁语”才是。“俗语”有其自身的“文言”和“白话”。但丁和彼得拉克、威克利夫和乔叟、马丁·路德等之所以用他们各自的民族语(“俗语”)写作，并非因为“俗语”比拉丁语“简易”，而是出于民族主义意识，要为其民族的民族-国家的建立铺垫统一的民族语言基础，正如紧随文艺复兴而来的宗教改革也以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控制而确立本国国教来进一步完成民族-国家的建设。换言之，他们针对的恰恰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世界主义”及其“世界语”(拉丁语)，此外也针对本国其他方言(如凯尔特语在大不列颠就远比英语拥有更大使用范围)及境内其他外语(当时流行于大不列颠的主要外语不是拉丁语，而是法语)。
但胡适不是文化民族主义者，而且，一直到死，都视民族主义为“保守的，通常且是反动的运动”。因此，他“不赞成世界语”而主张以“北方官话”(白话)为“国语”，其立论基础就不是“民族-国家”，而是认为“汉语实在是世界上各种言语———包括了英语———中最简易的一种”。但中国的世界语者们主张“废灭汉语”，理由也如出一辙，即“世界语是最简易之语言”。但欧洲各国的民族-国家形成史却表明，一种“俗语”(方言)之成为“国语”，并不在于其是否“简易”，而在于其与民族-国家的统一政治的密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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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世纪》及《新青年》对“世界语”作为“世界潮流”的断言不同，日本教育家对欧洲民族主义的大势观察得颇为准确。1902年，伊泽修二对来日本考察学制的京师大学堂总监吴汝纶建言道:“宁弃他科，而增国语。前世纪人犹不知国语之为重，知其为重者犹今世纪之新发明，为其足以助团体之凝结，增长爱国心也。就欧罗巴各国而论，今日爱国心之最强者，莫德意志若然。德意志本分多少小国，语言自不相同，斯时也，彼自彼，我自我，团体之不结，国势之零落，历史中犹历历如绘也。既而德王威廉起，知欲振国势，非统一联邦则不足以跻于盛壮，欲统一联邦，非先统一语言则不足以鼓其同气。方针既定，语言一致，国势亦日臻强盛。”
伊泽修二主管在日本殖民地台湾推广日语教育，以期在一代人后改变台湾人对中国的认同，转而认同日本。他又以日语易学为由，向吴汝纶推荐以五十假名为中国国语，而吴汝纶虽觉汉字繁难，却出于语言主权的警觉，婉辞这种用意深远的建议。在写给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里，他提出以王照的“官话字母”作为中国语言的统一之具:“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今教育名家，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
但学部(教育部)的语言政治学家们的考虑更深一层:中国方言林立，一旦统一的汉字“拼音化”，并“随地增删”以求“言文一致”，则会分裂全国语言，且在语音分裂之外更添文字分裂，势必带来国家认同的危机乃至国家的分裂。学部确立的最终方案，是不废汉字，而以北方官话(“白话”)作为统一之具，并在1911年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议上首次称“北方官话”为“国语”(此前“国语”为“满语”)。清政府遂以法律和经济手段大力推广“白话”，而其“国语统一”计划在清朝垮台后被民国北京政府所继承，并在1916年段祺瑞政府上台后开始大规模社会动员和紧锣密鼓的相关制度建设，仅数年后，便以“教育部令”强改全国小学语文教科书为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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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5月，教育部颁布语文改革令后，胡适立即为政府的激进措施辩护，称“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现在许多人很怪教育部太鲁莽了，不应该这么早就行这样重要的一桩大改革。这些人的意思并不是反对国语，不过他们总觉得教育部应该先定国语的标准和进行的手续，然后可以逐渐推行”云云。
其实胡适本人也属于“这些人”。1918年，盛兆熊给《新青年》来信建议胡适等人改北大招生考试试卷为白话，胡适答复说:“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把[北京]大学入学的国文试验都定为白话”，“就是我们有这种权力，依我个人想来，也不应该用这种专制的手段来实行文学改良”。这封回函或可作为胡适“自由主义”立场的证据之一，但其“独尊白话”主张却是一个专制主张，而这个主张受到政府行政力量的支持。在回复盛兆熊这封信后不久，本来是国语统一研究会成员的胡适等人就被北京政府聘入国语统一筹备会，后者是主管全国语言统一事宜的行政机构，他们得以借助政府行政力量来推行其主张。按同为“双重成员”的黎锦熙的说法，此时国语研究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实为挂了两块牌子的同一拨人，“每有举动，发端于彼，观成于此;此主执行，彼任宣传。到了后来，索性‘宫中府中，俱为一体’”。
1919年3月林纾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公开信，反对“独尊白话”的革命，为文言和白话的共存辩护。为表明自己一以贯之的语文自由主义，他在发表这封公开信的同时在同一份报纸上特辟白话专栏。不过，与其说林纾反对的是一种革命观点，不如说是强制推行这种观点的专制力量。若仅是一种革命观点，他完全可以用一种“反革命”观点去制衡它，然而他却无法以个人之力对抗一种政府行为。他在公开信中说:“若凭位份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惟默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左执刀而右传教”，即前引黎锦熙所说的“此主执行，彼任宣传”、“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林纾公开信发表仅九个月后，政府就颁布了那道在全国基础教育体系中废除文言的法令。
由于“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政治话语中抢占了道德制高点，成了一笔可预期的丰厚象征资本，所以“爱惜羽毛”的胡适在1922年后的文学革命史写作中一直回避自己一班人与北京政府的文学革命同盟关系，对文学革命或国语统一过程进行了一番“自由主义”的历史解释，反诬北京政府为白话革命的黑暗阻力，从而将白话统一的局面悉数归功于“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胡适后来的弟子唐德刚承其师说并发扬光大，称胡适为中国现代史上“唯一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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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3年10月30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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