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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3年6月至12月，是以上访为主要斗争手段的发展期，苦闷、彷徨、等待、喜忧参半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6月13日对于钟村人来说是一个重要日子，L书记和文物专家一行来到寿山公祠、州司马弟考察。省文物专家参观后叮嘱钟屋人要保护好。然而，H市长6月20日的到访却使得钟屋人忐忑不安。H市长参观完州司马第时问身边的人：“现在拆，犯不犯法?”随行的一位副市长回答说：：“未挂牌，不犯法。”市委和市政府对寿山公祠、州司马第的不同反应使钟屋人忧虑不安。为了鼓舞护祠运动的士气，护祠理事会决定邀请一些知名华侨回乡，来扩大影响。8月13日下午，钟屋人盼望已久的著名画家、马来西亚艺术公园主席钟正山终于归宁故乡，受到钟氏宗亲的热烈欢迎。正当钟屋人展开如火如荼地护祠运动时，拆迁部门也在紧锣密鼓地加紧拆迁行动步伐，他们除了按照有关法规条列，依法、正归地执行拆迁工作外，还采用“吓”、“拐”、“骗”等手段。针对眼前的危急情形，护祠理事会多次开会蹉商，决定继续发动宗亲，请求他们致电致函给梅州政府。护祠理事会的努力再次马上得到了回应，海外宗亲的信函、电话、电报再次纷纷向梅州而来。与此同时，护祠理事会四面出击与各地钟氏宗亲进行联系交流。在这漫长且苦闷的等待中，护祠理事会决定对宗族历史和文化进行研究，以加强宗亲们对于宗族的认识和认同，提高护祠抗争的战斗力。此计划得到了族人们的热烈响应。于是一场以讲解堂联、讨论宗族历史，以及征集堂联牌匾、名人事迹等为主要内容的宗族建设拉开了序幕。
3.2004年1月至10月，是护祠抗争行动的高潮期和兴奋期，团结、喜庆、成功是此阶段的关键词。引起钟村护祠抗争的重大转折的是钱哥兄弟的加盟。南伯是钟姓宗族和钟村有名的富贵人家，在梅城也是名声在外。他的三个儿子乘改革开放之东风，下海经商搞房地产，其中老大(绰号“大佬”)老三(绰号勇哥)分别在广州、番禺经营房地产，钱哥排行老二，在广东中山经营建材生意。护祠理事会鉴于南伯家雄厚的财势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决定寻求钱哥兄弟的帮助和支持。2004年1月1日，钟氏宗亲50多人举行了2004年的第一次会议。在会议上勇哥明确提出了“自保自救”的思路，并当场决定拿出一笔钱作为护祠的经费。钱哥决定出资清理寿山公祠门外、池塘垃圾以及卫生绿化。这样便堵住了拆迁办拆寿山公祠的借口—环境恶劣，影响市容。而随后的新春团拜会、十三世祖牌登座、打闹拆迁办等活动则使钱哥在钟村人的地位越来越高，逐渐成为护祠理事会的领导核心。由于钟校长与理事会成员矛盾的增多和钱哥在理事会中地位的上升，护祠理事会进行了改组，钱哥取代钟校长当上了会长，副会长由起初的两人增加至四人。钟村的护祠抗争进入了一个“钱哥时代”。从春节到5月初，护祠抗争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平静期和蜜月期。寿山公祠先后举办了四场红喜事和三场白喜事，使得昔日冷清的寿山公祠顿时成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的中心。护祠理事会对于前来寿山公祠的客人，会请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的人物”留言。而且十分注重他们的国籍、头衔、职务、学位、身份等因素，并汲取他们认为“最有用”、“最重要”的养分，将来访者进行随意的截取、组合并加以利用。这些成为了说明寿山公祠具有重要价值和存在意义的重要证据和炫耀的资本。《护祠》报道在羊城晚报的刊登和国务院《关于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的通知》的颁布，如同两道催化剂进一步加快了钟村人护祠抗争的脚步。护祠抗争进入了“以修促保”的高潮期。以钱哥为首的护祠理事会开始了一场以复制牌匾为中心的修复寿山公祠，完善和开发寿山公祠的文化创造活动。2004年9月26日，历时三个多月的寿山公祠牌匾复制迎来了揭幕庆典的喜庆时刻。
4.2004年10月以后为余波期，泰国募捐未果、护祠领袖的离去、闲言碎语是导致此期护祠抗争陷于沉闷的主因，而K城钟氏文化研究会的筹备和正式成立，则使钟氏宗族开始走出钟村，迎来新的开始和发展。在钟村护祠事件中，不仅作为直接当事人的钟村人奋勇当前，就连专家学者也卷入其中，并被钟村人策略地利用，成为护祠抗争的一大法宝。所谓“专家学者”主要是那些或主动、或应邀、或介绍而前来钟氏宗祠考察的文物专家、大学教授、研究生、客家研究者等。而我作为一个以此为自己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的研究者也不例外。在护祠初期，钟村人从K城文化局那儿获知钟氏宗祠有历史文化价值，值得保护，并心领神会地将保护宗祠提升到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的高度，实现了护祠话语由“私”(宗族)到“公”(国家、社会)、由“理”(保护宗祠、祖先崇拜)到“法”(《文物保护法》)的转变。2004年6月13日，当省市文物专家与K城L书记等官员前来视察勘测时，钟村人认真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并做成“钟氏宗祠研究客家民俗、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古建筑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谁拆毁，谁是历史的罪人!”等牌匾、横幅和标语，张贴、悬挂于外，使护祠行动由“隐”到“显”，由“内”(宗族内部)到“外”(社会大众)，更加合情合理合法。
护祠抗争行动带来的一个最大的结果就是钟姓宗族的重构和再生产。日常生活中，族人对于宗族的认同是分散的，但是一旦发生某个运动或突发性事件，宗族概念一下子就变得很浓缩和紧张，或者通过某个非常带有斗争性的口号和行动纲领，使宗族这套知识体系、意识形态网紧凑起来。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宗族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手段和文化资本，作为一种权力资源，作为一个改变人们空间位置的舞台，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建制，在国家、地方和个人的实践中生产出来” 。 首先，自古以来宗族都不是一个血缘纯之又纯的继嗣群体，而是文化建构的产物或曰文化的发明。 招赘、过继、收养、买卖等方式至今依然还存在于包括钟村在内的许多地区。护祠理事会的主要成员钟世添、钟阿细、钟俞生、钟伯铭、钟耿盛等人本身无一具有钟姓人的血统，但都成为护祠的积极分子，他们对于钟氏祖先和寿山公祠等祖祠的观念就并非出于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而是文化象征意义。历史上的“虚拟制宗族”和“合约式宗族”等概念都表明历史上的宗族成员并非具有共同血缘关系，宗族并非一个纯粹的血缘共同体，钟姓宗族则是现当代的典型例子。因此在某个意义上，血缘关系并非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也是文化诠释的结果。
此外，通过广泛的串连发动、宗亲联谊等联宗活动，钟村钟姓人对于宗族、祖先的认同经历了从寿山公到雪峰公乃至到钟氏南迁祖贤公、朝公的变化，建立共同的祖先，形成虚拟的、建构的“大宗族”、“高层次宗族”甚至是不同姓氏组成的“混合性宗族”。这种联宗活动以钟氏文化研究会为契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组织上也历经了从护祠理事会到K城和广东省钟氏文化研究会，再到中华钟氏总会甚至是世界钟氏宗亲会的发展和扩容过程。在第一届护祠理事会的章程中，明文规定它是由寿山公的宗亲后裔自发组织的民间组织，然而到了第二届护祠理事会，其性质却被修改为：由热心于保护古建筑寿山公祠的宗亲和社会各界人士自发组织的民间组织。从寿山公后裔到非寿山公后裔甚至是外姓外族，钟姓人在祖先认同和宗亲组织上的巨大变化，虽然其目标不是明清时期移民姓氏为获得当地户籍，取得入住权而采取的文化创造手段，而是为了提高寿山公祠的知名度，为护祠抗争和今后的开发做好准备，建立起更广泛的宗亲和非宗亲关系网络，获得更多的资源和社会资本、象征资本和经济资本。然而究其实质和手段，可谓是殊途同归，如出一辙。
那些仅仅是前来参观考察专家学者也被钟村人所借用。按身份来分，钟氏宗祠的来访者有宗亲、学者、学生、海外宗亲、普遍市民、外地游客(散客)、政府公务员。对于专家学者，钟村人有着他们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对于陈教授，他们突出的是博士生导师;对于刘教授，则强调他是历史系主任，因为他们认为历史系是专门研究历史文化，通晓文物考古方面的学科;对于程教授，则是看重她牛津大学的博士身份;而奈仓京子，则着意于她的日本国籍。此后他们这些“特殊身份”便为钟村人屡屡提起，成为说明钟氏宗祠具有重要价值和存意义的重要证据和炫耀的资本，“牛津大学的教授、日本的博士、中央大学的院长、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多次来钟氏宗祠参观考察”等话语便成了他们对外宣传的惯用语。K城的客家学研究会是钟村人利用的另一个目标。该会是一个“群众自愿组成，属社会科学范畴，纯学术性、专业性、非营业性社会组织”，目前共有会员100多人，主要是文化教育学界的离退休人员，不定期出版《客家学研究》会刊。得知钟氏宗祠的消息后，K城客家学研究会主动前来联系，希望将会址设于此。护祠理事会则想利用该客家研究机构来扩大钟氏宗祠的影响。因此，尽管老钟、晋成等护祠理事会的主要人物自认“使牛出身”，没有文化，谈不上什么客家研究，但都加入了该会。钟氏宗祠也由一个祠堂成了堂堂研究机构的办公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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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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