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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庚认为民歌是解放的力量，是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去观察的。在内容方面，他强调民歌直接表现人民生活，表现人民的思想感情。他不只是从形式方面来看民歌的艺术，同时也很注意民歌的内容方面。在形式上，民歌的口语音韵美、节奏美、民歌的巧喻、起兴等语言技巧和明快清新的风格，以及它的明朗性。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新诗学习借鉴的。
林庚认为明朗性对新诗特别重要，诗的形式不只是悦耳的双声叠韵等讲究，而应是“在一切语言形式上获取最普遍的形式”。他非常明确地说：“形式的普遍就是形式的解放，于是表现出深入浅出，大量流传的诗句所具有的远过于散文的明朗性，是很难由没有形式的诗篇写出来的。”因为有了普遍的形式，诗歌就能广泛地流传，流传就证明了诗的明朗性。他认为新诗要获得这种明朗性，就必须有普遍流行的诗歌形式。这正是林先生探索新诗普遍形式的理论根据。明朗性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晦涩，为了诗的广泛流传，对写诗的人来说，就是要有一种形式使他写得顺手熟练;对欣赏者来说，就是要诗歌明白易懂，喜闻乐见，才能引起共鸣、受到感动。这种普遍的形式林先生把它叫做“自然诗”，这是相对于自由诗来说的。
2002年8月23日我去燕南园拜望林庚，谈起新诗与民歌，他说：“新诗不成器的原因，是由于把世界上最好的诗歌传统丢了。他们(指那些照搬西方现代派诗的所谓先锋人物和许多诗刊编辑们)不知道中国是世界上诗歌最好的国家，从《诗经》开始，楚辞、乐府民歌以来，诗歌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中心，从屈原、李白……中国出了多少世界最杰出的诗人，中国的伟大诗人最多。”他还说：“中国的诗始终与乐府接近，绝句、七古都是歌行，都是能唱的，属乐府一类，所以兴旺发达，受人们欢迎。宋诗离开了乐府，就写不好了。不要看不起民歌，诗与歌分开就不好了。”
林庚说：“一个国家要有盛唐气象、少年精神，一个人也要有盛唐气象、少年精神。”这是关于新诗创作的，也是对诗人健康的人生观的要求。诗如其人，这是诗歌创作的根本规律，在几千年的文学史上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
当前，人们大大忽视了民歌的价值，文学界也有人放弃了对民歌的研究，甚至最新编纂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也取消了“民间文学卷”。但是，民间文学是文学的根基，民歌是文学解放的力量。林庚始终坚持对民歌的热爱，不随波逐流，这种科学的治学态度对当前社会科学研究者，有着特别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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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09月03日第3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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