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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前辈学者认识中国社会的切入点进行追踪式的“再研究”。中国社会学家在案例研究方面开拓了许多研究地点,如李景汉开拓的定县(河北定州市)调查,费孝通开拓的江村(今江苏吴江市七都镇开弦弓村)、禄村(今云南省禄丰县大北厂村)、玉村(今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中卫社区),林耀华开拓的金翼之家(今福建古田县岭尾村)、许lang光《祖荫下》开拓的大理喜洲(今云南大理市喜洲镇)、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开拓的芒市(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等等。进行定量研究的学者都知道,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追踪数据是不甚丰富的,中国的定量数据更多的是截面数据(或称为面板数据),这使得中国难有进行定量研究追踪数据材料。进行案例的追踪研究或多或少可以弥补这方面的遗憾,并易在比较中概括出有新意的问题和结论。应当指出,在这方面,已有一些学者做了探索。例如,在郑杭生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多位博士和博士后,如吴力子、奂平清、章东辉、潘鸿雁、汪雁、张永华、黄家亮等对华北定州进行再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再如,庄孔韶对金翼之家的再回访,撰写了名著《银翅》;又如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多位博士先后对禄村(张宏明)、喜洲(梁永佳)、芒市(褚建芳)再回访,也取得很大收获。潘乃谷在《重归魁阁·编后记》提到“再研究”的意义:“通过‘再研究’来重读历史和考察现实,我们就可以对社会变迁和学术的继承与反思进行探索”[7](P294)。但是,我们目前的“再研究”还很不够,除江村已被多次开掘以外,对于其他的研究地点,研究关注度还依然有限。此外,还有更多地方还没有被开掘出来。应当说,“再研究”矿藏不小,值得学者在中国社会学史中进一步加以注意。2010年,是费孝通和林耀华诞辰100周年,郑杭生先后发表了《费孝通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所做贡献再认识》和《林耀华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所做贡献再认识》,意在提倡用“再研究”来纪念我们的前辈。
第四,传承前辈学者概括中国社会学的特有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新理学》等书中提出了“接着讲”的概念,认为在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脉络中,儒家发展到唐代后演变为新儒家,到宋代,新儒家又由程颢、程颐两兄弟一分为二,演变为心学、理学两脉。心学一脉被称为洛学,其中陆九渊是接着程颢讲,王守仁是接着陆九渊讲;理学一脉被称为程朱学派,其中朱熹是接着程颐来讲。冯友兰认为,自己是接着朱熹讲,所以是“新理学”。其实,不仅是中国哲学史,中国社会学史也有“接着讲”的传统。例如,费孝通的社区研究,实际上是接着1930年代吴文藻的社区研究来讲提出的;再如郑杭生所提出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实际上是接着严复治乱兴衰、孙本文综合社会学的理路来讲。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学者提出了若干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应当说,这些理论成果的取得与“接着讲”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社会学家进行中国社会学研究,不仅要照着、接着外国社会学家讲,如照着韦伯讲理性和人文,接着贝克讲风险,更要接着中国学者讲中国、讲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要发展,要形成体系,“接着讲”是一种传承、习艺的重要方式。只有在“接着讲”的过程中,学者才会找到自身所处的学术位置,才有可能在积累中形成有一定影响力的理论。哲学家不同于哲学史家,社会学家也不同于社会学史家,在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所进行的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就是协助读者去寻找“接着讲”的对象,为未来的社会学家“接着讲”,为学术的薪火传承做一些铺陈性的、启发性的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上海 201620)
(《河北学刊》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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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2011年11月04日14:3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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