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类写法：写成年鉴史。这种年鉴史的写法有别于历史学中的法国年鉴学派。法国年鉴学派主要倡导总体史、跨学科合作及问题史学，是治史的方法论。而年鉴史的写法主要进行历史记录和述评，例如社会学界先后出版的多本《中国社会学年鉴》，如郑杭生主编的《跨世纪中国社会学回顾与瞻望》、《新世纪中国社会学：“十五”回顾与“十一五”瞻望》都属于这一类。当然，年鉴史还可以编年体出现，写成年谱、大事记的形式，但这种写法在学术史中尚不多见。
第四类写法：写成类别史。类别史写法的预设在于，学科内部各不同学术领域有时难以杂糅，故而针对学科内部的不同学术领域，分门别类进行阐述是治学术史的一种方法。这种写法在古代用得较多，在当代则并不是很普遍。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基本上可划为这种类别史的写法，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是如此（据张岱年说，是因为看到冯友兰已写出《中国哲学史》，感觉难以超越，才换这种写法，即分类谈中国哲学家对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等不同类别问题的认知）。事实上，上述年鉴史写法对许多学术内容的阐述也是按照类别方式加以处理的（当然，年鉴不仅包括学科内部领域的记录述评，还包括对机构、大事等的记录）。还有的类别史在写法上也穿插着学派史的发挥，例如写某学派内部对不同主题的研究和观点，如上面提到的戴裔煊的《西方民族学史》，以学派史写法为纲，而在论述进化论学派时则运用了类别史的写法。
第五类写法：写成轶闻史。这种写法的主要预设在于，学术史不能是两张皮的历史。一张皮是指在正式学术史著作中的干巴巴的学术史，另一张皮则是人们口口相传的许多内幕、轶闻，而这些内容又似乎并不出现在正式的著作中。轶闻史就是希望将这些内幕、轶闻记录下来，由此挖掘一些深层次的内容。轶闻史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向来不高，许多历史学家将其归为野史。但殊不知，正是这些口口相传的学者的个人生活偏好及学者间的矛盾与斗争，往往决定了一个学科在某个国家、地方、学校的兴衰。这类学术史也不多，但不是没有，如美国学者顾定国的《中国人类学逸史》就是轶闻史。轶闻史在根本上是解构的，可以把干巴巴的学术史变得有血有肉。
第六类写法：写成全息史。既然上述各种对学术史处理方法既有各自的优点，又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那么，能不能将这些优点集结起来，将缺点降低到最小？于是，一种全息史的写法产生了。全息史的写法希望将学人、学派、学科、学说等内容在一本学术史著作中进行有机结合。如郑杭生、李迎生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胡鸿保的《中国人类学史》就是这类著作，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也可归于此类。需指出的是，全息史的写法有其好处，但也有一定写作难度，就是章节排布不易，需要把学人、学派、学科、学说等内容杂糅于一体。因此，内容章节的主和次、纲与目的择取都颇有难度，一不小心，章节布局往往会显得杂乱。
应当说，不同学者对学术史的不同处理方式，实质上体现了不同学者对学术史内涵理解的差别。不同学术史的处理方式的背后有不同的学术预设。笔者认为，上述各种写法都是可以的，学术史的写作也需要有不同的声音，这样才能显现出其丰富性，各种写法的优点才能互相补益，相得益彰。但是，笔者更欣赏全息史的写法。其原因在于，单纯性的几类写法固然有其优点，但必然会有一定的缺陷及不足，而全息史的写法既能进行总体性的写作——将学人、学派、学说、学科讲清楚，同时又兼容了“解构”类的写法——将轶闻史探讨学科背后兴与衰的优势发挥出来，从而既有正式性，又具活泼性。与此同时应指出的是，当代学术已不再是一种完全个体性的行为，学者往往在高校、科研机构，学术与学科联系在一起（古希腊就有哲学、政治学概念，但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哲学、政治学学科），这种现实状况，也使全息史看待问题全面的优势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笔者认为，无论上述哪一种写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中国社会学史是学术进程的复合体——她既是一部学术发展史，又是一部思想更新史，既是一部学科推进史，又是一部学说传播史，同时还是一部矛盾斗争史。从这样的视角来处理问题，也许能把中国社会学史写得更有内容，更富于启发性。
中国社会学史是一部学术发展史。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就是要总结中国社会学学者在社会学学术推进的过程中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在学科领域的创造和发展中形成了哪些有效的积累，哪些是富于创新精神的开创性之作，哪些论著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哪些论著总结性地结束了一个问题的讨论。对于这些不同的特殊的学术贡献，在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中都应当力求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中国社会学史是一部思想更新史。学术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联系的，但两者仍有着细微的差别。学术讲究的是专业技术，是认识手段，是知识积累和推进，而思想则更加强调见解，是价值判断，是社会呼吁。然而，学术和思想往往又难以分家，特别是对于社会科学（非人文科学）而言，在学术上能否提出反映时代精神的本质问题，往往与是否有思想密切相关。在中国社会史上，一些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些有分量的思想命题，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无疑也要加以记录。
中国社会学史是一部学科推进史。中国古代学术有官学，有科举，有私学，但划分并不精细，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概念。直到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教会教育、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设立，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才有了自己的平台。从而使学术与学科的发展息息相关，不可分割。中国社会学史发端于20世纪初，这时高等教育的学科概念已有所孕育，随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建立了起来，社会学学科平台的制度化为社会学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支撑。后来，1950年代初社会学学科被取消，特别是在“反右”阶段，中国社会学知名学者受到了极大冲击。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学才得以恢复和焕发新机。因此，中国社会学史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史，需要研究学科推进史。
中国社会学史是一部学说传播史。社会学产生于欧美，在欧美社会学仍然处于世界主流之际，中国社会学学术的发展不可能完全摆脱欧美的影响，欧美社会学在某段时期的新著作、新方法，其关注的热点、焦点，其研究的路数，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渠道影响中国社会学。甚至中国社会学某些时期热议的概念，研究的热点，往往与某种社会思潮有关（有可能是极其偶然的），因此，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还需要将其放置到“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不能只就中国内部而论，而要形成有“世界眼光”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
中国社会学史还是一部矛盾斗争史。社会学是人创造的学问，有人就不可能没有矛盾。从大处看，对于整个国家是否应建立社会学学科有矛盾和斗争；从小处看，社会学系内部也有学派、观点、方法的对立，乃至名、利、权的矛盾和斗争。这些在既定体制下，其往往直接决定了一门学科的兴衰。例如，就全国和地方而言，领导人是否重视社会学，直接关系社会学学科地位的高与低；又如在一个学校，社会学学科是否受重视，往往与校领导是否重视，学科带头人的地位及与领导的关系（或者学科带头人本身就是否是领导），学科内部各学者间的团结程度（是共同协作，还是互相倾轧）有很大关系。这些内容也需要在社会学史中有所讨论。
因此，中国社会学史写作不仅要写人物，还要涉及机构、学派、观点、论著、资料、传播，并且不可回避矛盾。我们要在这些写作中把握客观性，富于特色性，突出史料性，体现借鉴性。这样的一部学术史才是一部完整的学术史，一部有分量的学术史，一部可以继往开来的学术史。
然而应说明的是，就某一部中国社会学史稿而言，由于篇幅的局限，或许只能体现全息中的某个方面，但是，将机构、学派、观点、论著、资料、传播、矛盾在一本书中或多或少的有所交代，倡导全息认知、全息治史的方向，则应当是一种追求。
（二） 中国社会学史的外延
我们应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界定中国社会学史的外延。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学，社会学具体包括哪些学科，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根据中国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的规定，社会学实际上包括了“大社会学”和“小社会学”两个概念。所谓大社会学，是指社会学属于法学门类之下的一个一级学科；所谓小社会学，是指在大社会学这个一级学科下，社会学、人口学、民俗学、人类学四个二级学科中的社会学二级学科。
于是，这就遇到了一个问题，中国社会学史应当包含哪些内容，是大社会学，还是小社会学？我们的意见是，根据中国历史和国情，在撰写中国社会学史时，最好的方案是建立一个“中社会学”的框架，中社会学大体包括了“大社会学”二级学科下的小社会学、人类学发展中与社会学有关的内容、以及民族学发展中与社会学有关的内容（主要是1953年院系调整后，中国社会学家对民族社会的研究）。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2011年11月04日14:36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