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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年的胡适开始以“科学的史家”自居了。7月他在某大学演讲，倡导“疑古的态度”：“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本着这十字方针，他无须多少证据就断言“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个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并笑那个“山东老学究弄伪”。听众断不会认为他在信口开河。读过《中国古代哲学史》的，谁不记得封面印着“胡适博士著”，连德高望重的蔡校长在序中也敬赞“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
三年后疑古派兴起，胡适盛赞顾颉刚的“古史层累造成说”，名之为“剥皮主义”，“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堆砌起来的”，并教训其论敌要有“历史的眼光”，“历史家只应该从材料里，从证据里，去寻出客观的条理。如果我们先存一个‘理’在脑中，用理去‘验’事物，那样的‘理’往往只是一些主观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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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这位“科学的史家”为自己参与的一个事件撰史时，会少一点主观性。与证据大多湮灭的古史不同，文学革命乃当代事件，文献档案犹存，甚至不劳他各处查找，去趟黎锦熙家就行了（他保存着文学革命几乎所有相关史料乃至胡适1916年秋从纽约寄出的一张明信片）。
但他只求诸己。1922年2月6日日记：“开始做《五十年的中国文学》一文。此文看似容易，其实不容易。平常收集的材料也不多。”但这不能阻止这位主张“上天下地去找材料”的考据家即刻下笔，笔走如飞。他并非整天写作，还得上课、应酬等。3月1日进入第10节“文学革命的历史”写作，两天后完成，所用史料均与他个人有关——他的《留学日记》、几卷《新青年》等。既然胡适的动机是把“文学革命的历史”写成“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的历史，这些材料就够用了，因为想象力可以弥补余下的一切。他先有了一个“理”，再以其文学革命史证明此“理”。此“理”见于1918年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或者：“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他说这是“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所得结论。
他并没研究过欧洲各国国语史，只读过英国学者薛谢儿的《文艺复兴》，但读得草率，连“national language”（民族语）都误解成了“国语”，所以他才说但丁为意大利“造了国语”，而原书是说但丁以民族语写作提升了民族语的声望。其时意大利尚未有国，何来国语？彼得·伯克说：“意大利在1860年统一为一个国家时，知道并使用托斯卡纳标准语的人只占总人口的2.5%。”意大利还有其他方言，且均有其“但丁”，而一种方言获得国语地位，非靠国家权力（教育部的老爷们）不可，此乃国家统一政治，而非“语言的自然进化”，对欧洲各国国语史研究有年的霍布斯鲍姆因此说“国家政权在其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亦强调“基本出于行政的理由，这些王朝以或快或慢的速度确定了某种方言作为国家语言”。
胡适先存了一个“理”，那与之相背的有关“国家政权在其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的大宗史料就可弃之不顾。当其《五十年》发表后，遂流行这种说法：“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这并非他初次为文学革命写史，1919年他在《尝试集·自序》中就以其留美日记为材料写了“文学革命国外发生史”，并在1933年将其扩写成《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而“文学革命的历史”则在1935年被他扩写成《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论。他还利用该集主编之权，将非史料的《逼上梁山》列于该史料集首篇，说“其实后来许多革命理论的纲领都可以在这里看见了”，以建构文学革命的谱系。后来他将两文合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出版。
它讲述一件在历史现实中不可能发生之事：自1916年胡适在美国发动中国文学革命，一班文学革命者集于蔡元培治下的北大，对文言发起攻击，其间虽受林纾等“守旧党”刁难，且守旧党与当权的安福系沆瀣一气，欲以武力压制文学革命，但革命还是“轻轻俏俏地成功了”，“白话一跃而升格成为国语”。如此，胡适就把一种政府主导的行为写成了一种私人的言论行为，一场通过“公共领域”里的辩论而赢得的革命。
不可能发生之事经由不断重复而变成“史实”，如唐德刚谈到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说“正式把白话文当成一种新的文体来提倡，以之代替文言而终于造成一个举国和之的运动，从而为今后千百年的中国文学创出一个以白话为主体的新时代，那就不能不归功于胡适了”，“白话文运动，在他画龙点睛之后，才走上正轨；从此四夷宾服，天下大定”，并说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唯一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这把胡适写成了巫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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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1年01月12日13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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