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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系1919年五四之后为千夫所指。党争造成的舆论声势变成一种道德压力，使与之有过瓜葛的人或保持沉默，或以比谁都激烈的口吻谴责它，而指控他人与安福系有染更是毁人名节的捷径。当时上海的报纸就说胡适两位弟子为安福系收买，胡适驳道：“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其时他本人、刘半农、钱玄同等正供职于“安福系的走狗”傅岳棻手下，在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兼差。
因安福系力保，傅岳棻得以在1919年6月后执掌教育部，而他在北京高校“驱傅风潮”（倒安福系运动在教育界的延伸）中仍能保住此位，也全靠段祺瑞和安福系的庇护。在安福系陷入四面楚歌的1920年1月，他以一种争分夺秒的劲头一连签署几道命令，将全国小学的文言一律改为白话。这标志着自国语研究会成立以来北京政府启动的文学革命获得成功。7月，段祺瑞辞职，安福系被查缉，傅岳棻也随即被新政府解职，但他所签命令却为新政府所执行，其当政者亦为北方势力。
命令甫下，胡适就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并为政府采取如此激进的专制措施辩护，说“现在有许多人很怪教育部太卤莽了，不应该这么早就行这样重要的一桩大改革”，乃错谬之论。其实他本人也不主张“专制的手段”，1918年5月他在答复盛兆熊建议他们利用在北大的权势一律改北大入学考卷为白话时说“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就是我们有这种权力，依我个人想来，也不该用这种专制的手段实行文学改良”。他是被激进得近乎鲁莽的政府带着往前走的。
若“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连在北大一校之内改入学考卷为白话这等小事都做不到，又藉何种神秘法力在全国“闹出”白话文的局面？没有北京政府的发动、动员、领导、组织、立法和强制执行，文学革命不可能获得成功。要以“北方官话”统一全国，至少就得整合国民教育体系，而只有中央政府才拥有这种行政资源。这个政府在其他方面“令不出都”，唯独在教育领域基本做到令行禁止。胡适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实际将其历史意义置于辛亥革命之上。这颇有见地。但其意义越大，他就越不想将其归功于这个政府，于是将这场革命的几个参与者升格为领导者，而把真正的领导者套上“反革命”戏装以便到他的文学革命史中跑一回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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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胡适文学革命史使文学革命真相沉沦时，黎锦熙试图抢救它。1927年文化书社将胡适讲义《国语文学史》付印，黎为其作序，说1920年是“四千年来历史上一个大转折的关键”：“这一年中国政府竟重演了秦皇、汉武的故事。第一件，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字典》，这和历代颁行韵书著为功令的意味大不相同，这是远承二千二百年前秦皇李斯‘国字统一’的政策进而谋‘国语统一’的，二千二百年来历代政府对于‘国语统一’一事绝不曾这样严重的干过一次。第二件，教育部以明令废止全国小学的古体文而改用语体文，正其名曰‘国语’，这也和历代功令规定取士文体的旨趣大不相同，这是把那从二千一百年前汉武、公孙弘辈直到现在的‘文体复古’的政策打倒，而实行‘文学革命’的，二千一百年来历代政府对于文体从不敢有这样彻底的改革，从不敢把语文分歧的两条道路合并为一。”
这个政府在其他方面乏善可陈，却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的形成铺垫了语文基础。但胡适对他人私印其讲义不满——实是对黎序不满，它提供的文学革命史足以颠覆他的文学革命史。次年他出版《国语文学史》的修改版《白话文学史》，去掉黎序，添写“引子”，再次将文学革命的成功归功于“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
到1932年，胡适文学革命史已成他人书写文学革命史所据的“史实”。这一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决定整理国语运动史料，并委托黎锦熙撰写国语运动史。两年后，《国语运动史纲》问世了，其中评价1916-1920文学革命说：“在中国现代史中，有比辛亥革命更为艰巨的一种革命，就是‘国语运动’（按：此指广义的：大凡民八以后所谓国语运动，都是广义的，连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都在一起）”，它“实实在在牵涉了几千年来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单靠政府的力量，虽起秦皇于地下，迎列宁于域外，雷厉风行，也不见得能办得通”，“政府和社会互助而合作，三五年工夫，居然办到寻常三五十年所办不到的成绩”。
黎锦熙受廿五史不以一朝一代之是非为是非的“国史”传统影响太深，跟不上1919年后兴起并在1928年后强化的以一党一派之是非为是非的国史写作路数，居然重申为胡适文学革命史所割断的北大与北京政府的文学革命同盟关系。不久，十大卷《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以群体的叙述再次确认胡适建构的文学革命的谱系，而黎锦熙的申述遂成为真实的文学革命史的最后声音并且迅即被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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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1年01月12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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