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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适对“革命的先烈”的指控是有根据的：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当然不能听任中华以“胡言胡语”为国语。据革命头号语言学家章太炎研究，“华夏正音”留存于南方，尤其是长江一线。同样的语言政治学考虑使太平天国也曾对满清试图以北方官话为中国“正音”发布檄文称：“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实际上，“革命的先烈”谋求恢复华夏主权的政治复国主义与其欲使北方在文化上“南方化”的文化复国主义有着深刻关联。
南北方对“国语”的争夺，是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令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江南倨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孔飞力说，“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但1917年后的胡适认为北方蛮族才代表新文化，他自然不认同南方的“文化复国主义”，其《国语文学史》说：“从文学史上看起来，文学的南方化是一件不幸的事”，“南方是中国古文化的避难地”，是“旧文学的中心”，“北方就不同了”，北方被众多强悍的外来民族征服，“旧文学跟着旧文化跑到南方去了，旧文学在北方的权威渐渐减少；对于那些新来的，胜利的，统治的民族，旧文学更没有权威了”，“在这个旧文学权威扫地的时候，北方民间的文学渐渐的伸出头来，渐渐的扬眉吐气了”。
如果说满清在其统治的前二百多年在南方文化前抬不起头，那当时来运转时，它怎会违背自身利益而压制白话文运动，拒绝将自己势力中心所在的北方的官话升格为国语，以之统一南方，使南方“北方化”？太平天国之时，南京的几次屠城使本来作为帝国官话的南方官话的地理中心受到重创，而以北京话为中心的北方官话则取而代之。这为清政府的“国语统一”创造了条件。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监吴汝纶在致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中道明“国语统一”的政治动机：“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他建议以北京话为统一之具。清政府遂启动以北方官话统一全国语音和语文的行政进程。1903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称“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应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圣谕广训直解》乃纯白话。
清政府甚至动用经济手段刺激白话文运动。1908年《大清报律》和1910年《钦定报律》均规定白话报“免缴保押费”，而文言报则须缴纳这笔不菲的费用。白话报大兴，连时在上海读中学的胡适也编了一份白话报。1911年7月，清政府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首次在政府文件中称北方官话为“国语”（此前“国语”乃指满语），并规定统一的组织方法和实行步骤（从语音统一到文体统一）。但清政府还来不及执行这项计划，就因辛亥革命而垮台，而其“国语统一”政策则为民国北京政府所继承且明载于1918年教育部令：“查统一国语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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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南北妥协告终迟滞了这一计划，因南方派在教育部和北大占了大半江山。1912年教育部召开旨在议定“国音”的读音统一会变成“南北之战”，双方代表甚至动了拳脚，南方派获得短暂胜利。为统一全国，袁世凯着手清除政府里的南方派。南方派的削弱为文学革命创造了条件。1916年6月袁世凯病亡，段祺瑞政府上台，而被袁世凯软禁三年的章太炎则离京南去，给文化领导权的博弈带来了力量变化：一度侵入到文化权力核心地带并与那里的北方派形成均势的南方派（多为章门弟子）遭遇溃败，使南方派建立南方语言-文化的统治的努力付诸东流，而留在北京的章门弟子大多变成北方派（钱玄同、朱希祖、周氏兄弟等），强化了北方派。
既然段政府执意以北方统一南方，在国语统一上就势必采取“北方化”政策，其“强南以就北”的国家统一计划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语统一计划构成一种内在关联。无论徐树铮如何钟情古文，也不会因个人美学趣味损害北方政治集团的利益。1916年他为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聘主笔时，聘的是“白话道人”林白水，且该报辟有白话专栏。
1916年8月，以教育部主要官员牵头，在北京成立国语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黎锦熙回忆说，他们“想凭藉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底权力，在教育上谋几项重要的改革，想来想去，大家觉得最紧迫而又最普遍的根本问题，还是文字问题”。他们自6月起就在报上鼓吹，得到各地众多回应，于是有8月国语研究会的成立，并发表《征求会员书》称：“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
胡适后来为抢夺“发难者”地位，不惜将中国文学革命的发生从中国历史进程——尤其是南北势力的博弈——中抽离出来，置于“国外”，是“‘偶然’在国外发难”然后经由其《文学改良刍议》输入国内的。但“国外”的小讨论只是清末以来国内一直展开的大讨论的回响。1916年夏秋，一直是国内来的报纸的贪婪读者的胡适肯定已读到教育部一班人鼓吹“必用白话文体”的文章及《征求会员书》，证据是这年秋天他从纽约向北京的国语研究会寄出了一张申请入会的明信片，而其《文学改良刍议》也写于此时。
国语研究会成立次月，蔡元培就接到教育部聘其出任北大校长的电文，上任次月，又推举为国语研究会会长。教育部把“国语统一”列为“最紧迫而又最普遍的根本问题”，自然会以此考虑北大校长人选（蔡在清末编过白话报）。蔡元培立即为北大征召了一支摇唇鼓舌的文学革命军，以策应政府的文学革命。在政府统一部署下，一支遍及全国各地乃至县乡学校的文学革命大军已然形成（其骨干由教育部国语研究会、国语统一筹备会、通俗教育会、教育会联合会、国语研习班等机构及其在各省区的分支组成），协调一致地行动，而反对者因缺少一个可凝聚全国反对力量并拥有行政权力的机构而形同散沙，其失败是肯定的。对此，林纾早在1919年3月致蔡元培公开信中就有暗示：“惟穆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与拿着官俸、频繁出入教育部的北大文学革命派不同，其反对者要么疏远于这个政府（如林纾），要么见斥于它（如严复），要么与南方势力关系密切（如学衡派）。1916年6月当段祺瑞登门聘林纾为政府顾问时，遭到拒绝，林氏后来说：“若段氏者，罪浮于袁贼，直首乱之人。”他在致蔡元培公开信中也强调两人效忠对象不同：“今公为民国宣力，弟仍清室举人。”他没料到，在胡适的文学革命史中，他反倒成了与民国政府勾结的人，这倒令这位忠心耿耿的清处士无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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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1年01月12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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