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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关注实际语境有这样几个益处：
第一， 更符合田野作业的实情，因此更便于田野中的实际操作。如前所述，寻求完全的自然语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与其追寻实际上很难达到的“自然语境”，不如坦白、自觉地面对表演事件发生的实际语境。
第二，便于以更加开阔的视野，观察民俗在各种复杂多样的现实情境中发生的传承与变化。它并不对那些并非“在惯常的时间和地点表演给惯常的听众或观众”的表演事件持简单排斥的态度，而是将民俗表演事件中的突生性品质作为人的艺术创造力的体现而加以细致的考察和研究。
第三， 便于反观民族志工作者自身对表演过程的影响，观察表演者与观众、听众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从而更好地了解民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际语境的概念并不回避民族志工作者的在场对表演事件可能产生的影响，也不想采用各种方法使研究者或者其调查设备“隐蔽”起来，相反，它主张坦然面对并敏锐、细致地观察民族志工作者及其工作设备、技术手段的在场对被研究者主体及其表演活动的影响，强调对民族志工作者的在场对表演的动态过程造成的影响保持“敏感性”，强调表演者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自觉认识到田野调查是研究者主体和被研究者主体之间不断对话、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过程。
第四，可以避免民族志工作者为寻求自然语境而采用隐瞒、欺骗等手段，减少或防止研究者的工作对被研究者主体可能造成的伤害，有助于使被研究者主体赢得平等对话和选择、创造的机会，从而使“人研究人”过程中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更加和谐。
综上所述，本文对民俗学领域有关“自然语境”的学术论述和一些案例进行了简要梳理，并从“反思”（reflection）的立场出发，对寻求“自然语境”做法中存在的理论和伦理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反省，并呼吁田野作业应该转向对实际语境的关注。需要说明的是：与本文的倡导密切相关的，是许多民俗学田野作业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及其相应的解决措施，比如在录音、照相前应该先询问被研究者主体是否同意这样做；调查中应该把录音机、照相机放在明显的位置，让被研究者知道你在干什么；尽可能主动介绍你的真实身份和来此调查的目的，如此等等。这些问题及处理技术本来也应该成为本文探讨的另一部分重要内容，只是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容以后另外撰文详谈。
［1］ Richard Bauman，“The Field Study of Folklore in Context，”in Handbook of American Folklore，ed．Richard Dorso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3，p．366．
［2］ 由于语言和获取资料的原因，本文参照的资料主要来自中国和美国民俗学者的有关著述。其他国家的情形有待以后补充。
［3］ 吕微，《反思的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学术伦理》，《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5期。
［4］ Kenneth Goldstein，A Guide for Field Workers in Folklore．Hatboro，Penna．：Folklore Associates，1964，p．80－90．
［5］ Edward D．Ives，The Tape-Recorded Interview：A Manual For Field Workers in Folklore and Oral History，2nd Ed．Knoxville：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95，p．45．
［6］ 同上。
［7］ 同上。
［8］ Linda Dégh，Folkltales and Society：Story-Telling in a Hungarian Peasant Community，trans．Emily Schossberger．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9，p．53．
［9］ Folkltales and Society：Story-Telling in a Hungarian Peasant Community，p．113．
［10］ ［urｌ］http://departments.umw.edu/hipr/www/206/206-framework.htm［／url］
［11］ Linda Dégh，Narratives in Society：A Performer-Centered Study of Narration．Helsinki：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1995，p．14．
［12］ Linda Dégh，Folkltales and Society：Story-Telling in a Hungarian Peasant Community， Note 208，p．393．
［13］ 对此事件过程的描述可参见杨利慧《女娲的神话与信仰》，第1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以及《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第154－15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在此二书中，均未提及录音之事，原因是写作这些书的时候，“隐蔽地录音”虽然使我产生过心理上的困扰，并未引起我充分的理论反思，也就是说，并未完全成为我的“问题”。
［14］ 江帆，《民俗学田野作业研究》，第180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
［15］ 同上，第181页。
［16］ Bruce E. Nickerson，“Factory Folklore，”in Handbook of American Folklore，p．122．
［17］ 廖明君、巴莫曲布嫫，《田野研究的五个在场——巴莫曲布嫫访谈录》，《民族艺术》2004年第3期。
［18］ Richard Bauman，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1977，Rpt．Illinois：Waveland Press，Inc．，1984．
［19］ 安德明，《重返故园——一个民俗学者的家乡历程》，第2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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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杨利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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