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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费方式、权力与身份认同
尽管当代传媒工业的发展与批量化、机械复制的文化生产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民主化，使得文化特别是高雅的文学艺术不再是贵族或特权者的专利(11)，但是我们切不可天真地认为，在当今的消费社会中，文化上的不平等已经烟消云散，身份不平等的现象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实际的情况可能是，人们借以确立身份差异的方式与手段发生了变化。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与传统的社会相比，今天的人们更常见地在自己、也在别人的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之间建立联系。沃德在比较了吉登斯、贝克、鲍曼三位当代社会学家的理论之后，发现了他们的一个共同观点，即：今天的人们“通过向别人传达信息来定位自己，而这种信息的传达是通过他们加工和展示的物质产品和所进行的活动方式实现的。人们对自己进行熟练的包装，由此创造并维持自己的‘自我身份’。物质商品的不断丰富给这一过程提供了支柱。在一个物质产品不断丰富的世界，个人的身份成为一个对个人形象进行选择的问题，而以往任何时候都不曾如此”(12)。今天的社会可能是一个空前地“以貌取人”的社会(“貌”就是人的形象显现)。
在任何时代，物品都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它们具有重要的社会与文化意义。玛丽·道格拉斯、贝伦·伊舍伍德在《物品的用途》中指出：“人们需要物品，是为了使文化的各个范畴得以显现，并且稳定下来。”他们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是：假定一切物质财产都具有社会意义，并着重分析物质财产的文化传播用途，以此作为文化分析的主要部分。他们认为：“物质财产供给人们食物和居所……但是，除此之外，财产显然还另有重要用途———建立以及维持社会关系。考察财产的这一功用，对于研究物质生活而言是一个久经考察的、卓有成效的途径。它告诉我们，财产除了单纯表现个体之间的竞争外，还有更为丰富的社会意义”，“物品选择不断产生出特定的区分模式，……物品是可见的文化，它们被安置在不同的界域和等级系统内，可以让人类智力在所能企及的整个范围内发挥作用。”(13)在消费社会，通过消费方式建构个人与群体的身份认同、并与其个人或群体加以区分的情况越来越明显。正如蒂姆·爱德华兹指出的：“购物和消费不断构成身份认同，就是说，人们越来越按照他们的消费模式而得到界定，这种主张日益得到商品营销行为的支持，这种行为越来越关注有关个性和生活方式的复杂概念，这些概念与更简单的社会-经济群体概念不同，它们是按照消费模式得到界定的”，“个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经由商品而被建构或强加的，尤其是那些显而易见的或容易辨认出来的东西，比如服装、汽车、房屋等。”(14)我们在今天的各种广告中，常常能够见到把产品及其消费与特定的身份认同、身份区隔联系起来的“个性化”修辞策略。
使用特定的产品被当做是特定的身份和个性特征的标志。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之所以与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形成身份区隔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商品通过象征的方式被赋予了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的意义。博德里拉创造性地把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融入对商品的分析，创立了商品的“符号价值”理论。商品的符号价值是指商品的非实用的、象征性的意义(比如某种名牌商品象征特定的社会地位)。在此，物(商品)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对它的消费也就是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进行内在区分。道格拉斯与伊舍伍德认为：我们对于商品的享用，只是部分地与其物质消费有关，关键的还是人们将其用作一种标签，通过商品的使用来划分社会关系。也就是说，消费方式是“社会性结构方式”的反映，“当人们消费商品的时候，社会关系也就显露出来”(15)。日益扩大的符号/文化生产，对于前现代社会那种建立在门第或其他世袭因素上的身份等级系统的确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但结果是，当代社会的身份等级系统越来越趋向于建立在消费方式而不是其他差异(比如家庭出身、亲属关系、道德品行等)的基础上。
布迪厄在他一系列著述，特别是《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学批判》中，通过大量的资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人的日常文化消费实践，从音乐、绘画、文学一直到服饰、饮食、身体的管理等方面的趣味选择，无不表征着行动者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他所拥有的资本的数量与类型，审美趣味的区隔系统与社会空间的区分系统具有同源性，在文化符号领域与社会空间之间存在着结构的对应性。当然，与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不同，布迪厄并不认为一个人的经济地位直接决定它的文化趣味，这中间存在一个调节性的环节，就是文化或审美的“习性”。一个人拥有的资本的数量与构成(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的比例)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而他的社会地位又内化为他的习性(包括审美习性)，这种习性在文化的消费中就体现为具有区隔功能的不同的趣味选择，它又反过来强化了既有社会地位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这样，以“消费方式”面目出现的新的社会身份区隔系统，以另外一种方式既反映着也再生产着不平等的社会等级与社会结构，只不过，“一个永远变化的商品洪流，使得解读该商品持有者的地位或级别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品味、独特敏锐的判断力、知识或文化资本变得重要了”(16)。审美与文化领域中的消费有时候似乎是远离经济与物质的，比如，一个人是否喜欢交响乐似乎是他的天生的音乐趣味或禀赋的问题，而不是什么经济地位的问题。但是，布迪厄指出，所谓品味、判断力、趣味，首先是审美习性的体现，而审美习性则是培养的而不是天生的，获得它们的前提是对于教育的长期经济投资，以增加其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
要想获得“高雅”、“精致”的审美趣味，就必须长期投资于精英教育，而这恰恰是缺乏经济资本的社会下层根本无法企望的。这样，在消费方式与消费过程中仍然存在各种社会关系、权力关系之间的斗争和平衡，而且，在这种斗争中，说到底，经济资本依然是最根本性的，因为它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正如布迪厄深刻地指出的：品味具有分类的作用，并把分类者也分了类。高雅与低俗、精巧与粗劣、独特与平庸、新奇与陈旧等所谓的艺术趣味的区分背后，存在着“支撑它们的整个社会秩序”。布迪厄写道：尽管卡里斯玛意识形态认为合法文化中的趣味是一种天赋，科学研究却表明，文化需要是教养与教育的产物：诸多调查证明，一切文化实践(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以及阅读等等)以及文学、绘画或者音乐方面的偏好，都首先与教育水平(可按学历或学习年限加以衡量)密切相关，其次与社会出身相关。(17)正因为这样，布迪厄并不认为消费社会符号的泛滥已经导致社会区分的彻底瓦解(如某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的那样)，他坚持对于“品味”进行阶级分析。他认为，特殊的品味、消费偏好和生活方式实践，与具体的职业、阶层、群体密切相关。这使我们有可能从特殊社会的历史中，找出具有结构性对立和严格等级差异的品味和生活方式的普遍形式。按照布迪厄的说法，审美与文化领域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区隔”( distinction)行为，即通过设计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来跟别人进行区分。这种区分策略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运作，它把趣味分成不同的等级并把它延伸到道德领域，而什么是“高级的”趣味、什么是“低级的”趣味的界定权力(象征权力)则掌握在权势者手中，下层弱势群体没有这种界定权力。所以，趣味看似是一种自然的、中性的、跟权力不搭边的东西，好像不能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但是，实际上一种所谓“高雅”趣味作为一种文化资本是需要投资的。布迪厄指出：
(艺术的)消费是交流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也就是一种译码或者解码的行动，而这便要求实践地、无误地把一种密码或者代码作为其先决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看(voir)的能力即是知识(savoir)或概念的功能，也就是词语的功能，即可以命名可见之物，就好像感知的编程。只有当一个人拥有了文化能力，亦即拥有用以编码艺术品的代码，一件艺术品对他而言才具有意义和旨趣。(18)
艺术欣赏是解码活动，而解码的前提是对于艺术作品的编码方式(比如十四行诗的格律)的掌握，而这是需要教育的。并不是所有的人一出生就对交响乐或十四行诗有一种欣赏能力。相反，首先要接受这方面的教育，要接受这种教育，就得有教育投资，而教育投资需要经济资本的支撑，因此就有经济的因素在起作用。这样，在一种似乎自然的“禀性”背后，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家庭背景。有些人可以追求高雅的、审美化的生活方式，但有些人却不行。后者可能不是天生趣味“低俗”，而是他/她没有经济实力去追求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也没有经济实力接受良好的教育以培养“高贵纯正”的趣味。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趣味”以外的条件，就很难在趣味的竞争上跟别人处于平等地位。也即是说，趣味斗争、趣味区分的背后实际上卷入了很多别的因素，并不纯粹是审美的因素。这样对布迪厄而言，对于审美趣味或文化消费的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审美趣味选择、消费选择与选择者/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社会定位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是把它们看作是自然的禀赋偏好，把趣味的差异不加反思地自然化。
费瑟斯通曾经批判那种简单化的“历史终结论”，他指出：“为了反对这种颇具诱惑力而又过于简单的后现代的‘历史终结的故事’，我们不得不指出，分类、等级及区隔在城市中从未间断过”。他举例说，“新型中产阶级及新富者居住在不断翻新开发的飞地区域，这区域是排斥外来者的。这些飞地是环境设计、风格与日常的审美呈现方面的高额投资区域，这些群体期望在购物时得到消遣，在消遣游艺的地方购物。他们力图养成一种生活的风格，对艺术、对具有愉悦的生活环境怀有浓烈的兴趣。”(19)同样，在中国的城市中，许多面向中产阶级以上阶层的广告，把这种“富人飞地”的特权描述得赤裸裸。
生活方式的塑造常常集中在身体。身体(包括体形、姿态、举止、穿着打扮等)在今天业已成为身份的标识。特别是在大城市中，身体的打造、形塑、控制、包装不仅构成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中心，也支撑起了经济的半壁江山(身体产业、美丽产业正在成为快速增长的新兴产业)。正如西林指出的：“现在，我们有了一套程度空前的控制身体的工具，……随着生物学知识、外科整容、生物工程、运动科学的发展，身体越来越成为可以选择、塑造的东西。这些发展促进了人们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也促进了身体被别人控制的能力。”然而西林及时地提醒我们：“这当然不意味着人们有同样多的资源来重建我们的身体。一个巨富与一个贫民的身体关怀是不同的。”(20)是啊，充斥于《时尚》、《瑞丽》等杂志的精美昂贵的化妆品，下岗工人怎么能够买得起呢?“当世界上的一半人口还在忍饥挨饿的时候，其余的人却常常一面经受美味佳肴诱人外观的诱惑，一面深受超级苗条性感形象的鼓舞，一边大吃大喝，一边努力节食”(21)。“当我们想与赘肉做斗争的时候，广告告诉我们，‘吃下双倍的量也只有一半的卡路里。’《苗条世界》的宣传口号则说，‘无饥饿减肥’。节食已经成为西方女性为之着迷的一种文化现象。鉴于此，杰里米·麦克兰西指出，第一世界在节食产品上花费的金额，足够养活全世界饥民的两倍还多”(22)。这里的不平等还涉及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
浪漫和高雅生活方式是金钱堆积起来的。这话有些绝对，但也说出了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温软面纱下的残酷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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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学网 2008-3-1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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