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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科的形成，我理解至少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有一支相当稳定的队伍，这支队伍中有一批敬业之士。第二，有众所公认的、能经得起检验的、奠基性的经典之作。第三，有若干德学兼优的领军人物。
回顾我国民间文艺学的历史，从萌芽期算起，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其间确也有不少知名学者对民间文学表现出深情的关注。但这些学者中，真正自始至终地投身于民间文学事业的，只是个别人。他们几乎都是从本学科的需要出发而利用民间文学，包括“古史辨”派、文化人类学派、俗文学派、民族学派和民俗学派。与民间文学关系最密切的是民俗学派。“古史辨”派的代表者顾颉刚即使对神话、传说、诗经、周易都做出过令人艳羡的成绩，但他研究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他的疑古服务。延安的文艺学派是另一回事，不在此列。故在1949年之前，始终没有形成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也谈不到对此一学科卓有成效的建树。
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建立了两门新兴的学科：一门是黄药眠首创的文艺学，这一学科延续至今，黄的后继者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至今在全国大学中文系仍处于领先地位。另一门是钟敬文首创的人民口头创作，即民间文学。要写民间文艺学史，钟是绕不过去的人物，他的学术观点的转变，在这一领域确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其作扼要的回顾便不是多余的。
钟先生早年追随顾颉刚，但他接受的主要是顾的民俗学，而非古史观。他在民俗学方面是研究民间文学最力之学者。解放前后，他自觉接受了延安文艺学的思潮和前苏联的人民口头创作理论，而扬弃了早年的民俗学。被错划“右派”期间，他写过一组关于近代民间文艺学史的论文，堪称他论著中的佳作。不知为什么，这一工作他未能继续下去。20世纪80年代初，在包括他在内的若干学者的倡导下，恢复了民俗学学科。从此，他同时在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两个领域辛勤耕耘，培养人才。再后来，他的天平的重点越来越倾向于民俗学。他这一否定之否定，自然直接影响到大学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渐渐地，这个领域几乎形成一种没有明文规定的规定，言必称钟敬文。羞羞答答的造神现象，使这一领域的形象的确不怎么美好。教育部把民间文学从必修课改为选修课，有其必然的内在因素。一个为钟所开创的新学科，还没有长大成人，又被他自己扼杀在摇篮之中。他的继承人，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但把民间文艺学扫地出门，而且别出心裁地新创了学科的名词，究其实质，其实就是民俗学，从理论到实践，均未跳出钟敬文学术的范畴。民俗学作为一门社会人文学科，有它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其发展前途无疑是无量的。但它毕竟属于历史学科的范畴，长期设置在中文系，本身便颇令人啼笑皆非；又以销毁民间文艺学学科为代价，更是匪夷所思！
学科的领军人物，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该学科的水准。学科若随着时局的变迁，忽而这样，忽而那样，游移不定，这不正反映了这一学科基础理论之薄弱、学术水平之欠火候、学术思想之不成熟吗？
同仁们有时满腹牢骚地责怪社会上不重视民间文艺学，为何不多做些自我反省，从内部找找原因？要想别人重视，好办，拿出精品来！选择民俗学、民间文化学或民间文艺学，人各有志，但却不能武断地认定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民间文学走不通。这既不利于团结，也对学科发展有害无益。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服从分配，师从于钟敬文先生。80年代初，钟先生费劲心思把我从一个编辑部调到他身边当学术助手。他对我的信任和重视，至今铭记在心，也始终心存感激。然而这跟学术问题毕竟是两码事。当助手期间，我系统地学习了钟先生的论著，很快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不可能是称职的助手。当时摆在我面前有两条路：放弃自我，追随钟；或者独立走自己的路。我选择了后者。大概半年后，我不当助手，走向了讲台，不久，便被列为北师大民间室的另类人物。
我认为，对于民间文艺学来说，流派即使再多，长期以来，真正起作用的，只有诗学派和民俗学派。我从根本不喜欢民间文学到比较喜欢，正是民间文学的艺术性、审美性、愉悦性、观赏性、娱乐性……打动了我，当我一旦想起民间那些优美无比、情动于衷、一唱三叹、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抒情长歌短曲时，我确是无限信服人民才是真正的抒情天才。我曾试探性地从美学的角度去挖掘史诗、传说以至神话的艺术价值。我并不反对多角度，但我说的多角度是以文学为中心的多角度。我也从不否认民间文学的科学认识价值，但我从不以此为借口排斥其文学性。
我期待民间文艺学领域真正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如果只有一种观点，一种声音，那岂不很可悲！学科建设的关键在出人才。而人才的真正标志，不是别的，如靠吹喇叭、抬轿子之类，而应该是优秀的学术著作。有时，逆向思维也许正是步入堂奥的必由之路。
最后，有必要郑重申明，延安文艺学派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以后对这一学科的建立所起的关键性的、巨大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和地位，及其不足，因篇幅所限，概未涉及，留待今后有机会时再谈。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5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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