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之发现”，并非原来的风景不存在，只不过随着“认识装置”的变化，原来的东西以不同的面目呈现了出来。在西方，随着启蒙主义及其由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性”的视野逐渐产生，它提供了一种较从前不同的“认识装置”。“现代性”的确立有赖于对于“过去性”的区分，于是从前习以为常的场面便成为历史和风俗，民俗学于焉产生。“一方面，现代性必须挣脱过去；另一方面，它又需要把过去、传统或非现代性的东西确立为自己的来源和出处，并且在这个‘他者’的镜像中来比较和认识他者。”由此，民俗学、民间文学本身是西方现代性话语的一个部分，它从现代性话语中获得了来源和形式。当然，户晓辉的认识角度是现象学。在现象学看来，对象原来并不存在，而在我们有特定的对象的理念，对象才会在我的意识和直观中出现。现象学是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一书的理论方法，应该说，它与柄谷行人的“风景”论有异曲同工之处。

由此看来，民俗学、民间文学是作为现代性的“他者”身份而出现的。我初读此书的最初感觉是，户晓辉基本上只是在西方内部的现代／传统的框架中谈论民俗学、民间文学的起源，却将西方现代性的另一面——殖民性置之不理。也就是说，他没有牵涉当今后殖民批评热衷于讨论的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等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关联。哈贝马斯之所以认为西方现代性尚未完成，是因为他认为现代性尚未竭尽潜能创造一个更理性、公正的世界。在后殖民批评家如霍米巴巴看来，西方现代性之所以没有完成，是因为西方现代性是不完整的，它完全忽略了非西方世界。在萨义德看来，人类学本身就是东方学的一部分，它其实是西方现代性殖民主义大业的构成部分。上世纪初，英国的人类学和民俗学完全是“为了帝国的最高利益”，为了殖民地官员“能够获得一种东方的和隶属于国——皇帝陛下的非欧洲民族习惯、风俗、社会及宗教观念和理想的、坚定而精确的知识”。1968年，美国人类学家凯瑟琳·高夫将文化人类学称为“帝国主义之子”（德佳斯威尼·尼朗佳纳《表述文本和文化：翻译研究和人类学》）。

后来我发现，户晓辉其实将民俗学和人类学作了区别，并赋予其不同功能，“现代民俗学或民间文学话语中作为‘本土的或内部的他者’的‘民’，与人类学话语中作为异域的和远方的他者的原始人或异民族，在现代性宏大叙事中所发挥的功能是相似的”。也就是说，民俗学、民间文学担任的是“内部他者”，人类学担当的是“外部他者”。在我看来，界线有时候也并不那么清楚，民俗学其实常常是作为人类学的附属出现的。姑举一例：户晓辉在书中曾提到，英国的Charlotte Sophia Burne撰写的一本民俗学手册The Handbook of Folklore ，曾在上世纪20年代对中国的民俗学研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Burne对于民俗学的介绍，即着眼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她认为：英国从产业革命以后，一方面是本国工商业都市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殖民地版图的扩大，这两方面的突飞猛进，造成了本国的都会和乡村之间、殖民地的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产生道德上、信仰上、思想上、感情上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民俗学应运而生，目的是为了解所谓土著民和外族蛮人的思想，从他们的风俗传说中掌握他们的心理（何思敬，《民俗学的问题》，《民俗》周刊1928年第1期）。由此看，民俗学、民间文学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外部他者”联系，其实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论述。有此补充，对于民俗、民间文学学科的现代性起源的阐述或许会更加全面。

《现代性与民间文学》一方面分析西方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现代性建构过程，另一方面又梳理了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兴起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在后一方面，作者不自觉地采用了以翻译为视角的“理论旅行”分析方法，相当精彩，结论也很新颖。

“理论旅行”的术语出自萨义德，将“理论旅行”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形成“跨语际实践”研究，较引人注目的，是华裔美国学者刘禾。刘禾对于“个人主义”个案的清理，应该说相当精彩。巧合的是，刘禾也注意到了民俗学旅行中国的现象。她谈到：“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是针对所谓未开化、半开化民族及缺乏教育的人们的传统信仰、风俗、习惯、故事、神话、传说、歌谣、谚语、歌诀、谜语、童谣、儿歌等。英国民俗学者把欧洲的民俗残存物与未开化部族之民俗现存物，都同样作为人类文明发展早期的原始材料进行研究。中国民俗学则从一开始就在修辞、图像和理论概念上，在少数民族文化与原始野蛮部落之间划了一个等号。”刘禾认为中国民俗学一开始就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将民俗学的对象视为原始野蛮之人。户晓辉的《现代性与民间文学》一书并没有标榜“理论旅行”的研究方法，但他对于“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之“民”的关键词梳理，其实正是一种以翻译为中介的跨语际实践。户晓辉的分析，应该说更为细致，结论也与刘禾的大相径庭。作为现代中国起点的“五四”新文化，在外部以西方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为思想资源，在内部挖掘中国文化的民间活力对抗封建贵族传统，以平民文学反对古典主义。周作人写《平民文学》，胡适之精心构筑《白话文学史》，都缘于此。“五四”新文化这种平民主义精神，制约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对于“民”的理解，使其与西方民俗学之“民”的概念截然不同。如前所述，西方民俗学之“民”乃下等或野蛮之民，是“现代性”的对立面；中国现代民俗学之“民”，则是中国现代性之认同所在。譬如在胡适看来，文化和文学的动力自古以来就存在于民间，而文人则每每将其凝固化和形式化。这一论调，一直延续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观念之中。这就是说，在民俗学、民间文学自西方至中国的“理论旅行”中，它的内涵其实因为中国的特定历史语境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五四时期的“平民”，直到后来的“人民”，“民”与中国独特的现代性叙事的建构关系实值得我们细细考量。

（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1期，文中涉及的图表、公式、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内容请参见纸媒原刊）

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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