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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吴晓铃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俗文学研究专家，在20世纪40年代三个地方的《俗文学》周刊中，他发表了大量论文，其中有几篇是关于俗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论述，在观点上承袭了胡适和郑振铎并有所发展，为当时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论述可以说是继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之后，最具重要性的俗文学理论和方法的论述。
［关键词］ 吴晓铃；俗文学；俗文学理论和方法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06）06－0100－04
在现代学术史上，我们常常赋予那些在一个时期起着关键作用或导向意义的人物以特别的位置，有时甚至以他来说明一个时期。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位代表20世纪40年代推动俗文学运动发展、开展俗文学研究的人物，作为在这个时期的代表，吴晓铃先生｛1｝无疑是最具资格的人选之一。
“中国俗文学”这一门新兴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一书提出后，被学术界广泛传播和认同，俗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随后在香港、上海、北平几家主要报刊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出现了俗文学研究周刊，使俗文学研究形成了方兴未艾的情势。俗文学研究以定期刊物的姿态出现，应当说开始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阿英在上海主编《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2｝抗战期间，由戴望舒先生在香港主编《星岛日报·俗文学》周刊，时为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春天，连续出刊了43期，在同年的12月6日停办，被称之为“港字号”俗文学周刊。｛3｝抗战胜利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赵景深先生在上海首先主编了《神州日报·俗文学》周刊；｛4｝其后又主编了《大晚报·通俗文学》周刊和《中央日报·俗文学》周刊，三种俗文学周刊的出版，使俗文学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后被研究者统称之为“沪字号”俗文学周刊。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当时北平的俗文学研究者联合起来，又创办了《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这一周刊的创办出版，使俗文学研究在北方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园地，其后遂被称之为“平字号”俗文学周刊。
20世纪30年代末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出版，“俗文学”这一学科确立的时候，吴晓铃先生正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读书，有机会受业于胡适先生、郑振铎先生，深受他们的中国文学史观念的影响。由郑先生的启迪和引导，他对上个世纪40年代的俗文学研究非常关注。在20世纪40年代“港字号”、“沪字号”、“平字号”《俗文学》周刊上，吴晓铃先生共发表了44篇俗文学研究文章，所论述的内容引人注目，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吴晓铃先生的这些文章中大体可分为：俗文学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和俗文学史料、古典戏曲研究、小说、变文、书评等内容。其中有一些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俗文学发展史的宝贵史料，这是研究俗文学学术史时常被忽略的，很值得珍视。例如《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学》一文，作者认为：“‘俗文学’这个名词的提出，郑振铎先生是第一人，好像是在《小说月报》发表的《敦煌俗文学》那篇文章里……俗文学以定期刊物的姿态出现，开始于香港的《星岛日报》，那是民国三十年的春天，由戴望舒兄主编，一直延续到了四十三期，在同年的十二月六日停办（作者称为：“港字号”俗文学）……会到赵景深兄，知道中国俗文学研究会成立了，沪字号的《俗文学》周刊在三十五年十月十一日降诞不久，《通俗文学》周刊跟着就落了地……去年（民国三十六年），北平的俗文学研究者联合起来，从七月四日开始，产生了平字号的《俗文学》周刊，由傅芸子兄负责编辑。”｛1｝还有一些文章，在作品搜集校勘整理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而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有几篇文章，如《故事的巧合与转变——俗文学研究方法论之一（上、下）》（刊于《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第24期1947－12－12与第25期1947－12－19）、《俗文学者的供状》（刊于《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第49期 1948－6－4）、《我们应再检讨》（刊于《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第51期1948－6－18）、《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学》（刊于《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第60期 1948－80－20）等，谈到了他的俗文学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具有宏观的视野，显示出理论建构的姿态，有些观点直到今天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吴晓铃先生关于俗文学的基本理论，在《俗文学的供状》一文里集中体现出来。针对严圃青先生《中国文学的经济化和浅显化》一文中所说“夫俗之为义，丑恶之谓”、“唯是人类需要进步，即当抛除一切的丑恶，兼且不能要丑恶的文学”的论点，吴先生认为：“优美而高尚的文学作品却不一定只能饱学的文人拼凑典雅的词句所能产生。”他继承了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的观点，认为：“我们所谓‘俗文学’，简单地说来，是通俗的文学，是语体的文学，是民间文学，是大众的文学。它不再是百宝树上的摆设，不再是有闲阶级的玩物，不再是奉诏应制，不再是以艰难文浅陋。我们希望它有血，有肉，能哭，敢骂，真实而自然。”而“求得‘自然’的标准，达到自然的目的，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条件。这里最低限度的两个条件，一个是要通‘俗’（popular），一个是要利用‘俗’语（vernacular）。换一句话说，就是在内容方面要毫不晦涩地让对象能够由于整个的体会和了解而全盘接受我们所希望赐予他们的东西，那也许是教训的，也许是祓除的，也许是只想引起他们的美感的。在表现方法方面要让对象不致感受任何阻碍他们接受的绊系，那也许利用的是口语中的俗话，也许利用的是某一特殊地域中的方言”。吴晓铃先生由此指出了“俗文学”的两个特点。
在文学演进问题上，吴晓铃先生承袭了胡适的观点，认为一切文学都始自民间，俗文学是雅文学之母。他说：“自从新文学史运动起来以后，我们对于文学史的观念改变了，这种观念的改变，关系极大。胡适之先生曾经替文学算过一次命，他说它（指文学）有生、老、病、死四个阶段。每一种文学体制的产生都是从民间开始，等到文人摆在案头，于是渐渐地衰老死亡，当这衰老死亡的时候，另一个新的便又从民间产生，这样生生息息，我们才能得到一部永生的文学史。”文学的发展是从俗文学向雅文学演进的，那么研究者的工作就是要研究这种演进，揭示正统文学的原生状态：“研究俗文学的人主要告诉读者，那朵奇异的花卉，怎样地从野生移到暖室，同时还采集了更多的野生花蕾，拿来告诉读者。”
关于俗文学的范围，吴晓铃先生说：“严格地讲，俗文学的范围可以包括民俗学（folklore）的全部，同时它又和广义的艺术不能分家，并不只是限于文学作品……也就是说俗文学者的工作必须研究与创作并重，说明与示例并重，我们却还只是在研究方面兜圈子，而且我们兜圈子的范围又只是限制在过去的俗文学方面……”吴先生主张将俗文学的面放得宽一些。同时，他还指出了确定俗文学范围时存在的一些问题：“至于，我们没有能够把俗文学个体的范围做过严格的限制，倒可以自认不讳。元人杂剧的大部分是俗文学，明清的杂剧便算不得。宋元戏文差不多都是俗文学，明清的传奇便很成问题。然而，我们却等量并观。还有，我们的胆量仍旧不够大，许多明明是正统而新鲜的俗文学作品，还未能为我们勇敢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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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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