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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与南方，由于长期历史过程，成为中国民族建构中最模糊而待厘清的一个“国族边缘”。因此，许多中国早期民族研究者的调查研究田野，都集中在中国西南与南方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西南民族调查，便是其中调查范围最广，规模最大，沿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民族调查行动。
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筹备阶段，曾寄于中山大学内。当时便计划由筹备处与中山大学合聘之俄籍民族学教授史禄国，率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助理员杨成志，及中央研究院特约编辑员容肇祖等人，往云南作民族、民俗与体质学调查。当时股匪横行，交通险阻，因而最后只有杨成志进入川滇交界之“独立卢鹿”区进行调查。在一年多的时间中，他走过四百多公里，道经两百余村落，调查今之彝族语言、社会与文化。杨成志后来留学法国，返国后在中山大学任教，为中国东南一系人类学之奠基者。
直接由历史语言研究所成员进行的田野考察，应始于助理员黎光明的川康边境之行。黎曾在东南大学就读，后因加入国民党，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民国十七年七月立所，同月史禄国等人自广州出发，黎光明则于八月由上海启行。由此可见，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乎在一成立，便开始了它的中国边疆探索。黎与朋友王元辉等，于1928年底由成都出发，往岷江上游之川康边境去。在历时约半年的调查旅程中，他们走过汶川、茂县、松潘、黄胜关、彰腊等地。在他们交给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中，对于当地羌民、土民、猼猓子、西番等之生活与宗教习俗，都有生动的描述。黎光明在结束此行后，不久即离开史语所。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西南边疆民族田野调查，在凌纯声、芮逸夫、陶云逵、马学良等先生加入后，才有较具规模与计划的开展。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等赴湖南干城、凤凰、永绥一带调查湘西苗族。1934年，他们又到浙江白门、丽水、青田一带作畬民调查。
1934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云南省政府合作，进行云南省内的民族调查。于是凌纯声、陶云逵、勇士衡等人前往云南，次年芮逸夫加入此云南少数民族考察团行列。他们分为二路，分别由凌纯声与陶云逵率领进行调查。在1934至1937年之间，史语所民族调查者的足迹，遍及云南的大理、保山、腾冲、耿马、班洪、孟连、蒙自等地﹔他们调查与曾接触的族群，以当时所使用的名称来说，包括摆夷、么些、黑、卡佤、阿佤、栗僳、拉祜、佧喇、户汉、古宗等三十余种。这期间，又由于史语所调查人员熟悉边务，曾受国民政府外交部之邀，参与协助中英滇缅勘界。
1939至1940年间，芮逸夫又到贵州大定、花溪、青岩、贵阳、贵定、安顺、镇宁等地进行贵州苗族调查。1941年芮逸夫与凌纯声至川西的马尔康、汶川、小金、松潘、康定等地，作有关“西番”与羌族考察。1942至1943年，芮逸夫又到川南威信、叙永等地，进行川南苗族考察。
这个民族调查行动，行程穿越许多当时政府力量所不及之地。调查人员沿途必须受各级政府与军方派兵保护。即使如此，当时这些地方由于鸦片种植买卖，各路军阀、股匪、帮派毒枭混战不已。加上沿途高山纵谷，土石崩流，交通横阻﹔调查者遇山雇马、逢水行舟，所经历之艰辛与危险实难想象。
虽然在这一段时期研究著作成果不丰，但这也反映当时历史语言研究所领导者之策略--由傅斯年与黎光明、容肇祖、芮逸夫等人的往来信件，皆可知当时的策略是搜集材料重于研究。此也说明了为何他们的田野分布极广，相对的，在一地的停留皆不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时学术草莱初辟，又遭战乱，国力艰难，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民族调查者所使用的，却是当时国际最先进的各种研究器材与测量、摄影设备。这也显示当时国家对此的重视，以及学者对「科学的」人文学之信赖与仰望。
在历时二十余年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考察中，史语所研究人员共搜集了民族文物1100余件，各少数民族文书800余种，田野照片约8000张，并留下许多语言、民俗、体质测量等资料。
文章来源：台湾村寨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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