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前民俗学研究的对策
中国民俗学已经经历了将近20年的恢复和发展时期。民俗,是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许由于这种切近生活的缘故,民俗学也最能为人们所理解。正因为如此,民俗文化在最近几年,似乎交了好运。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很多部门和个人,都指望民俗文化能为他们带来福星,交上财运。致使那些懂得民俗文化的,与根本不理解民俗文化的人,蜂拥而上,都来开发民俗文化。特别是旅游观光部门,更为热心。如:各地民俗文化村的建设热,一浪高过一浪,它究竟给民俗文化带来幸运,还是带来灾难,谁了说不清。民俗文化是一种历史的沉淀,人为景观只不过是一种复制品,连仿制品的资格都没有,其文化史价值可想而知。我不是反对民俗文化村的建设,而是说民俗文化村的建设,应建立在民俗学的研究和科学的基础之上,它应是抢救、保护、研究、展示民俗文化的场所,是获取文化知识的窗口,而不是冒牌的“假古董”。
鉴于目前的大好形势,中国民俗学认真做出自己的对策,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要加强民俗学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的宣传和普及,提高全民的民俗文化意识。民俗是一种全民文化,它的产生、发展、演变以致消亡有它自己的规律,要使民俗文化发挥它的多种功能,就必须研究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我们不仅要使政府主管部门,各级官员懂得民俗文化在民族形成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使他们懂得用科学的方法去指导、组织、保护民俗文化活动;同时还要教育群众,正确认识自己所创造的民俗文化,维护他们正当的享受这种文化的权利,同那种任意破坏民俗文化的行为作斗争。
第二,有计划地进行全国性的民俗普查。民俗普查是抢救、保护民俗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民俗文化千姿百态,应该经过民俗普查的方式,将民间以语言和口头方式传承的民俗事象,用文字、录象、录音、摄影、制图等方式保存下来,变为科学的档案资料,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但是,目前要动员全国的力量去进行民俗普查,无论人力、财力、物力都有很大的困难,计划难于实施。比较可行的办法,是进行地域的和民族的民俗文化普查。这可以和目前正在全国各地进行的方志编写规划结合起来。中国历来有“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风俗志在方志编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将它作为民俗文化的信史资料保存下来,使其成为后人了解本土历史与文化的参考。在目前已出版的方志中,风俗志的编写,恰恰是比较薄弱的一环。不仅份量少,而且写法上缺乏仔细的商酌,很少具有科学研究和保存的价值。问题出在方志编写中,缺乏科学的民俗普查。如果和民俗普查有机的结合起来,这一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出色,更好一些。除民俗普查外,还有民俗学专题研究及民俗调查,也需要和普查工作相协调,使民俗普查在时序上形成一个整体。
第三,加强民俗学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工作。目前,中国境内从事民俗学和民间文化学工作的人员数以万计,如果把民俗传承人也算在内,人数相当可观。其中的一小部分人,长期以来从事民间文化的搜集和研究,而大部分人虽也在从事民俗的辑录和整理工作,但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些民俗文化的爱好者。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民俗学队伍的素质,并不很高。这也影响到整个民俗学研究质量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俗学会和各地民俗学会,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民俗学人才的培养和培训任务。各高等院校、各地文化部门、有条件的地方,都应创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训练班;开设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田野作业等课程。借以提高受训人员的理论修养,使他们牢牢掌握民俗学调查的技术和技巧,并有目的地使他们在培训期间,参与民俗考查实践。这样便可在民俗调查的基础上,充实研究队伍,建立中国民俗学的研究人才网络。
第四,开拓理论阵地,协调理论研究。回顾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历史,在“五四”时代,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二十年代广州中山大学的《民俗》周刊,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两个民俗学刊物,在当时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中国民俗学专家和学者。目前,在公开发行的民俗学理论刊物中,只有山东大学主办的《民俗研究》和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民间文化》两家。他们是在惨淡经营中,为中国民俗学竖起的旗帜。此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民间文学论坛》,以发表民间文学研究论文为主,民俗学论文为辅。为种状况,远不能适应中国民俗学发展的需要。所以无论中国民俗学会,还是某些研究部门,应及早地创办一个全国性的民俗学刊物,以便及时发表研究论文,积累研究成果,促进民俗学学科的更大发展。
第五,加强国际民俗学学术交流活动。近十年来,中国民俗学界和世界各国民俗学的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起到了让世界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了解世界的作用。民俗文化是没有国界的,许多民俗事象跨越国境,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成为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财富。1990-1991年,中国和日本民俗学者,曾经联合对中、日南方农耕民俗文化进行过成功的考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事实证明,这支两国学者互相认识对方国度的民俗文化,考查两国民族民俗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提示各自的民俗文化发展规律,是非常有益的。以往,有些学者将民族学与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作了这样的划定,认为:民族学是研究世界民族的学问(其中包括了民俗文化),而民俗学是研究本国民俗的学问。所以民俗学向来被称为“一国之学”(日本柳田国男先生即主此说)。现在,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学者所修正。事实告诉我们,只要某些民俗事象的传承和传播是超越国界的,那么民俗学的研究,也必须进行国际间的相互交流与协作。在这里,比较民俗学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但比较是手段,不是目的。比较的目的,在于通过各国学者不断地考查和研究,通过研究方法的借鉴,更有成效地探讨各国民众之间相互传承和传播的规律。
中国民俗学,经过20年的休养生息,得到了空前地发展。目前它正在向一个纵深的方向前进,如何创造这一事业的更加辉煌的业绩,是大家所期待的,也是摆在每个民俗学工作者面前的思考课题。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冒昧地提出一些极不成熟的看法,既是自己的思考,也希望得到民俗学同仁批评和矫正。
*注:本文为钟敬文先生90华诞而作。原计划出版纪念文集,后因故未能出版,只好在《中国民间文化》发表。
原载《中国民间文化》学林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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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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