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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百年已经渐去渐远了。历史要求有理性的回顾与总结。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诞生和被主流文化所承认，标志着传统的中国文化观的动摇，新的中国文化观的崛起。一百年来，民间文学运动的发展和民间文艺学科的建设，虽然坎坎坷坷、起起伏伏，道路并不平坦，基础并不坚实，但毕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人文学科中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百年来取得的学术成就和积累的经验，毫无愧色地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领域。笔者在承担和完成全国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的过程中，笔者梳理了20世纪百年来民间文学学科发展不同时期的成败得失，尤其是面对当前民间文学学科的现状，对于民间文学学科向何处去的问题，逐渐形成了一些观点。
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滥觞，并非肇始于1918年的北大歌谣征集活动，而在晚清末年至20世纪初
随着近十多年来“重写文学史”呼声的日高，“20世纪文学”的概念已在较为广泛的层面上被学界所接受。以“五四”为开端的现代文学史的格局，正在失去大一统的地位。文学史写作的这种思路的出现，也给民间文艺学史的研究以启发：“20世纪民间文艺学”这一概念也许更切合学科发展的实际。从文化发展的一般道理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划时代的，但它不是突发的、孤立的事件，而是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新思潮积累到一定程度才爆发起来的。从20世纪初起，严格地说，从1898年维新运动及其失败之后，西学东渐，对抗传统的新思潮一浪高过一浪。政治领域里改良派发动的维新运动和革命派发动的推翻帝制的革命运动，文化领域里旨在对抗旧传统的而兴起的白话文、通俗小说等文化浪潮，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铺垫和积累。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和民俗学的兴起及其在欧洲的传播，俄国汉学家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与日本汉学家白鸟次郎、国府仲德、高山林次郎等研究中国神话的著述，美国人何德兰和意大利人卫大列在搜集的北京歌谣的问世，对中国知识界发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对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诞生起了直接的而重要的催生作用，下层民众的口头文学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被称为“诗界三杰”之一的蒋观云在1903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主编出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神话、历史养成的人物》一文，成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学科的滥觞。于是，有梁启超的《太古及三代载记》和《洪水考》，有夏曾佑在《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中对“传疑时代”与神话的论述，有呼吁“求新声于异邦”的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有周作人的儿歌和童话之研究和对人类学派理论的介绍，于是，有沈尹默、刘半农等在北大歌谣征集处和歌谣研究会的创建，继之，有梅光迪对胡适发出的“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一声呼喊，民间文学的收集和研究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翼，登上了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讲堂。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正是在晚清的改良派和革命派这两股势力从政体上和文化上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情况下肇始，而在“五四”运动爆发及其以后，汇入了文学革命的洪流中去，成为文学革命的一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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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社会科学报》[上海]2007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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