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在许多学科中，知识生产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仍然被学界内部的学者和专家所垄断，非学界人士则被排除在知识生产之外。换言之，学者和专家被定位为知识的“生产者”（producer），而非学界人士则被视为消费这些知识的“消费者”（consumer）。这种生产与消费的二元对立，源于19世纪以来近代科学的发展与学术界的形成。然而，在近代学术界尚未泾渭分明之前，知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并无明显界限，普通人常常既是知识的生产者，也是知识的消费者，即所谓“生产消费一体者”（prosumer)。随着近代学术界的发展，知识的生产与消费才逐渐分离开来。

　　到了20世纪末，对抗这种分离的动向开始显现，人们重新审视非学界人士作为知识“生产消费一体者”的意义。那些过去在学术界中难以获得认可，甚至被排除在研究之外的群体，开始以个人身份或通过与学者合作的形式参与到知识生产中。而这种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源自“参与转向”（participatory turn/participative turn)这一社会状况的根本性转变。所谓“参与转向”，是指更多人积极参与决策过程的社会趋势。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转向催生出市民参与、市民会议、公开协商等广泛的公众实践，并深刻影响了学术领域。于是，市民被重新定位为学术活动的当事人，不再只是知识的接受者，而是也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受到尊重。这一转向在数字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推动下，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与普及。

　　此外，美国教育学家沃尔特·葛森（Walter S.Gershon）还深入探讨了质性研究中的“协作”（collaboration）概念与实践，质疑以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学界以外群体）之间存在的单向权力关系，倡导“协作转向”（collaborative turn），即将研究过程本身重新定义为一种“共同创造”的实践。“参与转向”与“协作转向”，与我所说的作为“谦恭的学问”的民俗学相呼应。当下，支撑民俗学的主体正在不断多元化，而我重点探讨的，是学院派民俗学者与“自学者”“推广者”及“公共民俗学者”三类主体在“谦恭的民俗学”中如何协作。

　　四、自学者

　　学院派民俗学者的首要合作对象是“自学者”（self-taught person/autodidact）。这里所说的自学者，是指那些并非通过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官方”“正式”教育体系学习和掌握民俗学知识与方法，而是通过“自学”（self-taught）掌握知识及知识生产方式的人。此外，也有一些自学者虽然在大学接受过正规的民俗学教育，但毕业后进入学界以外的领域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在本职工作之外持续开展民俗学的知识生产。

　　自学者有时通过积累自身经验来获取知识，有时在自学圈中通过观摩与模仿他人来进行学习。此外，他们还会购买专家学者撰写的入门书、解说书及各类学术专著开展研究，参加专家组织的公开研讨会，或参考网络上的相关信息。有些自学者倾向于独自钻研，知识成果也仅仅作为个人记录而不为外界所知；有些人则会走出家门，在自学者交流会上口头发表自己的成果，或向同人志等民间出版物投稿。他们正是知识的“生产消费一体者”。

　　事实上，日本民俗学的起源就与自学者的实践密切相关。被誉为日本民俗学之父的柳田国男，虽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但大学期间所学专业为农政学，而非民俗学。当时日本尚未设立民俗学这一学科，因此这也在情理之中。不过，柳田一生几乎都与官学背道而驰，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自学者。此外，与柳田国男在民俗学初创期有过交流的南方熊楠，也是一位未曾接受过正规学术训练、自学成才的学者。他在地衣、黏菌研究以及民俗学、人类学等领域成果斐然，曾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上发表过51篇论文，位列该刊历史发表论文篇数之首。他还陆续向威廉·约翰·汤姆斯（William John Thoms）于1846年创刊的《按语和征询》（Notes and Queries）杂志投稿。这位以博闻强识著称的南方熊楠，同样是日本民俗学领域中自学者的代表。可以说，日本民俗学这门学科，正是在这些自学者的聚集与推动下建立起来的。

　　在当时，许多地方上的自学者组织起民俗学地方学会，刊行各类杂志，发表研究成果。柳田国男也正是将分散在日本各地的在野自学者，而非中央的学院派学者团结起来，创立了“民间传承之会”（日本民俗学会前身），开展各项学术活动。因此，时至今日，日本民俗学会中除了学院派民俗学者外，仍然活跃着来自不同职业、身份与立场的自学者。毋宁说，自学者反而是其中的主要力量。

　　日本民俗学者岩本通弥对日本规模最大的民俗学会即日本民俗学会2010年全体会员（约1800名）的身份构成进行了一项特别的调查。调查显示，学院派民俗学者只有130—140人左右。更令人惊讶的是，日本民俗学会的会员中还有约500名成员的工作单位不详。这些“工作单位不详”者，多为独立从事研究的自学者。换言之，日本民俗学会至今仍是一个由大量自学者构成的组织。自学者大多出于兴趣或娱乐动机从事民俗学研究，常被严肃认真的学院派民俗学者贴上“业余爱好者”“业余研究者”等标签。当然，学院派中亦有不少人起初是自学者，因此“自学”并非自学者独有的特征。

　　需要强调的是，自学并不必然与学术界所重视的专业性、独创性、规范性等评价标准相关联。许多自学者之所以参与知识生产，是为了获得自身感官上的愉悦和精神上的满足。他们的行动完全以自我兴趣为驱动力，并不关心学术界的体制或评价标准。此外，这些自学者的关注范围也不仅限于“民俗”，还广泛延伸至文学、历史、考古等领域。

　　自学者往往不受学术规范与规则的束缚，能够自由开展研究，但这种自由也有可能导致违反学术规范的问题。自学者中，有些人完全无视民俗学前人多年积累的成果，甚至将已有的研究当作自己的新发现（这种现象在学术界中也时有发生）。此外，还有一些自学者肆无忌惮地模仿、照搬、改编、挪用，甚至盗用、剽窃他人成果，未加标注便径自纳入自己的著述中。若学院派民俗学者有此类行为，会受到学术界的严厉惩处；而在学术界之外，自学者则可以随心所欲。这也使自学者与学院派民俗学者之间存在潜在的矛盾与对立。

　　然而，在当代社会中，随着大众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许多自学者也开始具备较高的研究素养、熟悉学界规范与规则。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博客、社交媒体、在线杂志为自学者创造了更加活跃的交流平台，其独特、富有冲击力、反权威的研究成果得以广泛传播。他们虽以业余身份在闲暇时间开展研究，却并非单纯为了消遣或打发时光，而是怀着实现自我理想的热情投入身心。因此，这类活动也可称为“严肃休闲”（serious leisure），其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加拿大社会学家罗伯特·斯蒂宾斯（Robert A.Stebbins）指出，严肃休闲是指业余研究者、爱好者或志愿者所从事的系统性活动。这类活动本质上十分充实、有趣且富有意义，通过持续积累和展现其特有的技能、知识及经验，让参与者获得一种类似事业发展的体验。与无须专门训练即可轻松享受的“消遣式休闲”（casual leisure）不同，严肃休闲要求长期投入精力以及对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其特质在于这种专注而认真的娱乐过程。因此，那些以严肃休闲的态度投入民俗学研究的优秀自学者，未来有可能成为支撑民俗学这一“谦恭的学问”的重要力量。所以，学院派民俗学者应将自学者视为知识生产中重要的合作伙伴。

　　五、推广者

　　在作为“谦恭的学问”的民俗学中，我们可以将“推广者”（popularizer）视为学院派民俗学者的另一类重要合作伙伴。长期以来，他们虽然在学界外颇受欢迎，却未得到学界内的认可，甚至常常被学院派民俗学者视为麻烦。

　　在现代社会的商业主义影响下，知识也日益商品化。为了取悦学界以外的人们，各类商品化知识泛滥于世，人们可以轻松购买到符合自己兴趣的知识产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论是否具备相应资质、经验或知识，任何人都能自由获取和传播信息，一个专家影响力难以触及的“知识治外法权”市场正在不断扩大。于是，迎合消费者喜好、情感等需求的商业化知识大量涌现，而知识是否真实、准确已显得不再那么重要。在现代社会中，那些能够呼应个人情感或信念的知识，往往比经由客观方法获得的真实知识更能影响公众，也更容易得到广泛认可。我们身处这个忽视真实性与准确性的时代，也就是所谓的“后真相时代”（post-truth era）。在此背景下，大量的通俗化推广者活跃于学术界周边，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民俗学领域，也广泛存在于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其他各个学术领域中。

　　在专家信任度下降的后真相时代，学院派民俗学者所提供的学术性专业知识，不如推广者带来的通俗易懂的知识受欢迎。相较于学院派学者，推广者更倾向于撰写内容亲切、文笔通俗的文章。学界之外的大多数人，不太可能去阅读专家学者为同行撰写的晦涩论文。如果能明确区分学院派民俗学者与那些自称“民俗学家”的推广者所生产的知识，当然再好不过。但遗憾的是，学界外的许多人无法轻易区分两者。在这种情况下，学院派民俗学者也很难阻止活跃于学界外的推广者所开展的“民俗学”活动。

　　那么，为何学院派民俗学者必须将这些可能带来麻烦的学界外推广者视为合作伙伴呢？这是因为，那些深入学习民俗学知识、充分理解学科内涵、重视专业知识价值的优秀推广者，能够巧妙地连接学术界内外，促进彼此间交流，从而为民俗学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让我们再次回到阿兰·邓迪斯2004年的演讲。在演讲中，邓迪斯不仅哀叹“宏大理论”的缺失，也对民俗学的“通俗化推广者”群体深表忧虑。这关乎业余人士侵蚀学院派民俗学的问题。这里所说的业余人士，虽与前述的自学者不乏相似之处，但邓迪斯批判的，是那些虽身处民俗学界、却缺乏扎实学术功力之人，即民俗学圈子里的业余人士。他们以民俗学家的身份自居，也常被公众视为权威，但实际上却并非真正的学院派民俗学者，更适合被称为“让民俗学通俗化的人”。邓迪斯认为，美国民俗学本应受到尊崇，如今却陷入低迷，其根本原因在于学院派民俗学者在数量上远远不及那些给民俗学带来恶名的业余人士。邓迪斯还指出，大型书店里“民间传说与神话”的书架上，摆满了希腊神话选集、神话词典等通俗希腊罗马神话读物，以及编辑随意“重新讲述”的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集和面向儿童的简化版书籍。末了，他特别强调，其中至少有6本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的著作。

　　约瑟夫·坎贝尔是美国著名神话学家。他以将神秘主义世界对象化，分析世界各地历史、传说和神话中出现的英雄叙事，并指出其中存在相同的典型模式而闻名。美国著名电影导演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在大学时代深受坎贝尔的启发，将英雄神话的基本结构应用于其国际大片《星球大战》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一轶事广为人知。然而，坎贝尔的著作因其通俗、商业化的取向，虽然广受大众欢迎，却始终未能获得学术界的充分认可。他常被视为“可疑的”通俗比较神话学者，甚至被称作受欢迎的娱乐性学者、神秘主义者或神话创作者。

　　邓迪斯曾提及2004年在亚特兰大举办的“神话之旅”这一“雄心勃勃”的会议，并将其描述为一次负面体验。该会议为纪念约瑟夫·坎贝尔100周年诞辰而策划，由“神话想象力研究所”（Mythic Imagination Institute）组织举办，得到了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和亚特兰大荣格研究会的支持，并获得包括美国著名大型书店连锁企业Borders Books&Music、美国著名甜甜圈连锁店基金项目Krispy Kreme Foundation在内的众多知名团体和协会的赞助。虽然该会议安排了大量关于民俗（folklore）的公开讨论环节，但与会者中几乎没有专业的学院派民俗学者。

　　与会发言人包括故事讲述者、电影制片人、荣格学派心理学家，以及少数自称“民俗学家”的人士。邓迪斯在会议结束、离开亚特兰大前，出于好奇心调查了发言人和座谈嘉宾的背景，结果发现许多参与者虽然在规模较小的大学中被称为“民俗学教授”，以“民俗学”之名授课，但其教学内容主要是文学中荣格式的原型分析，对以《指环王》这部奇幻小说而闻名的英国作家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的研究，以及对坎贝尔的英雄冒险神话的研究等，根本称不上学院派民俗学研究。他对这些可疑人士竟能以专业民俗学者自居感到震惊，也痛惜美国民俗学界缺乏将此类人士排除在外的机制。

　　确实，如果将邓迪斯所说的坎贝尔神话学这种“伪学术”与正统民俗学研究相提并论，那么对于那些严肃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学院派民俗学者而言，难免令人沮丧。他们会觉得自己的研究与这种通俗化的“伪民俗学”无异，仿佛自身学术地位也遭到贬低，这种心情不难理解。此外，当看到自己研究成果的销量与影响力远不如那些“伪民俗学者”或“推广者”的著作时，学院派学者也难免感到嫉妒、懊恼甚至愤怒。不过，邓迪斯那种坚持“学术知识生产应当也只能由学院派学者垄断”的观念，以及据此试图排除推广者的做法，同样值得我们警惕。这种观念也正是前文提及的“大学科观”的一部分。

　　然而，民俗学界也有不同声音认为，不应排斥推广者，而应正视他们的存在价值。例如，安德烈亚·基塔（Andrea Kitta）等人指出，学术界长期以来将推广者视为威胁，但通俗世界的“受欢迎度”（popularity）与“严肃学术研究”（serious scholarship）必然对立的观念，本身恰恰就是学院派民俗学中最有害的偏见之一，尤其当学者们也积极参与大众媒体时，这一成见就更显得站不住脚。此外，民俗学领域中，学院派学者与那些活跃于公众视野的业余写作者之间，就研究主题展开的竞争意识仍根深蒂固。但事实上，获得大众欢迎本身是件好事，它能够增强而非削弱我们学科的影响力。基塔等人还指出，正是业余人士对民俗的兴趣，才将我们（学院派民俗学者）中的许多人引领至这一领域。那些被传说类节目或播客所吸引、或在书店翻阅世界民间故事书籍的人们所关注的对象，实际上都属于民俗学研究的范畴。民俗学者应努力弥合通俗与严肃学术之间的鸿沟，并以简明清晰的方式向非专业人士传递本学科的基本理念——尽管这绝非易事，需要有意识地精心筹划。

　　民俗学的通俗化有助于提升民俗学在社会中的影响力。通过通俗化，民俗学的研究成果能够广泛传播，吸引更多人对这一领域产生兴趣。随着民俗学知识的消费者以及“生产消费一体者”即自学者的数量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可能考虑进入大学学习民俗学，这无疑对学院派民俗学的发展大有裨益。因此，学院派民俗学者不应先入为主地对推广者抱有偏见，而应将优质推广者也视为民俗学知识生产的主体，并探索与之合作的可能性。

　　当然，开展民俗学推广工作绝不能流于表面，正如基塔等人所指出的那样，需要有意识地进行充分准备和周密筹划。在日本（或许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民俗学的通俗化并不仅由非学院派人士推动，学院派民俗学者中也有不少人积极参与其中，甚至有些人高举“通过通俗化推动学院派民俗学的存续发展”的大旗，投身这一实践。此外，那些在学术界缺乏影响力的学院派学者，也可能出于希望在学界外提升知名度的可悲动机而转向通俗化的民俗学。但作为“谦恭的学问”的民俗学，不应怀有利用公众关注来推动民俗学的普及与发展，或是出于个人名利与权力欲望的私心。真正重要的，是通过连接学术界内外的人群，共同学习研讨，并以此为契机开拓民俗学发展的新天地。

　　此外，学院派民俗学者应清醒认识到，即使民俗学通过通俗化赢得了公众关注、汇聚了更多人气，但若学院派民俗学本身未能得到强化，也无法改变其在学术界被边缘化的处境。换言之，哪怕民俗学因广受欢迎而一时繁荣，也并不意味着学院派民俗学能随之兴盛。因此，通俗化策略未必有助于实现基于“大学科观”的民俗学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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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