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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活革命”是改革开放以来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现代化和城镇化长期推进的结果，它以“都市型生活方式”为核心，推动衣食住用行等日常生活方式的变迁与重构，是透视乡村转型的重要视角。村落居民利用具体的、常态化的行为重塑了乡村物质景观和生活空间，并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城市文明浸染的过程中对乡村文化进行积极调适。以新式家具为例考察乡民的行为选择和文化认知，能够借助物在村民生活体验、空间秩序等方面引发的转变，以小见大地反观乡村文化在现代变革中的自主性和吸纳性。
关键词：乡村文化；空间秩序；“生活革命”
作者简介：孙笑非，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1007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族地区的红色记忆留存与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实地调查研究”(项目编号：21STA045)的阶段性成果。
面对现代世界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中国的乡村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交互作用下，乡村生活发生剧烈重构和革新，大规模、大面积的“生活革命”持续进行，普通民众以衣食住行为核心的日常生活体系不断地被改变和刷新，力图向“都市型生活方式”靠近。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物质资料极大丰富，新式器物不断向农村集聚，将村落拖拽到一个全新的社会生态之中，包括家庭生活在内的生活世界发生整体性重构，塑造出全新的物质景观和生活图景。在此背景下的乡村呈现出更为多样的面向，新与旧、现代与传统、持守与发展等多种对立样态交融并存，趋新避旧、求发展求变革的逻辑取向日益凸显。本文聚焦于“村落民俗志书写”,以民俗生活世界为出发点，循着新式家具在黄河三角洲的流转轨迹及其生发的各种现象，讨论乡村生活如何借物的移动与现代城市文明衔接，演化生成自身的文化观念，以此对当下正在发生的乡村“生活革命”做出新的阐释。
一、“以新替旧”:“生活革命”的逻辑主线
城乡二元论的诞生，将与乡村关联的事物扔进时代的垃圾桶，城市被认为是“先进”“现代”“文明”的代表，而乡村作为城市的对立面，成为“落后”“传统”“愚昧”的代名词，被视作带有负面色彩、与现代科技文化相背离的一种类型。在城乡二元论的语境中，追求现代化就是要实现由乡及城的转型，城市文化和都市生活方式顺理成章地成为乡村努力实践并不遗余力加以追逐的理想生活模式。随着城乡之间人口、资本、商品等要素的加速流动，乡村生活空间在内需驱动与外力推动下，逐渐脱离原有的模式与轨道，努力向现代都市生活靠拢。
现代化是乡村生活空间演变的重要驱动力。“现代”“现代化”等词汇在晚清时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进入社会文化领域，开启了国人努力学习西方、试图摆脱落后状态的进程。开启现代化，本质上是要打造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在推动形成有关国家未来发展的共同理想和观念共识的同时，构建中国现代文明的新秩序。现代化观念的流行，使“现代”与“非现代”的划分成为一种必要。随之，尚未拥有现代性的事物被打上“传统”的标签，其中有些被标定为“优良传统”得以保留，另一些则沦为“陋俗”“封建迷信”,被改变甚至被彻底抛弃。“传统”与“现代”的二律背反随之确立，民众的思维也在此二元向度上受到了因果性的影响。两套与之对应的范畴很快确立，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运用，一类具有正面意义，象征“现代”“进步”“优良”;另一类则是负面的，意味着“糟粕”“反动”“倒退”。以现代取代传统、“以新替旧”的社会发展逻辑在力求消除贫穷、落后、保守等积弱形象的变革意识中日渐明晰。
乡村社会的“生活革命”在“以新替旧”的逻辑引导下酝酿并逐渐付诸实践。“以新替旧”的理论支撑主要来自进化论“生物不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的论断。这种类似生命有机体不断发展的观点自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以来就一直受到思想界的青睐，从线性发展的单一向度对低级与高级、进步与落后做出区分。借助从中衍生而来的“新胜于旧”的观点，“新”与“旧”的关系被设定成为扫清面前阻力的一把利器，“以新替旧”的模式作为被社会所建构的看似自然又不可逆转的既定规律，逐渐成为普罗大众和精英阶层所共同接受的观念，并衍生出以某种新的生活去替代原有生活的实践。这种带有启蒙色彩的观念是一种对人而言的觉悟，它促使人们自愿且不得不以某种新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去替代既有的生活状态。就社会自身的形态而言，这意味着一种从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就历史发展进程来说，它体现的是线性发展观，即在“新”的呼唤下不断发展的追求。这一追求因社会集体的认同而成为社会构建的共同性准则和行动纲领，日益转化为社会发展和生活变革的原始动力。
物质生活的更新是人们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使人们更加切实、直接地感受到生活空间的变革和全面发展。当“以新替旧”的发展逻辑融入物质层面，便会产生同样的嫁接效应以及化学反应。有学者指出，现代社会中的这种崇尚进步和创新的趋向可谓“嗜新症”,它以“求新”的导向激发出人们对陌生事物的欲求，牵引他们去追求新的时尚、新的物品和新奇感受,进而推动生活场域的更新和现代社会的发展。本质上而言，“嗜新症”引发的物质资料的更新换代，是资本操纵时尚、创造市场需要的结果，其基本逻辑就在于用新的创意取代旧的物品的重复生产，借助“以新替旧”的模式使资本轮番增值。工业化生产中的资本逻辑以及趋新避旧的社会发展逻辑，从不同侧面推动着广大农村地区持久又深刻的生活变革。
本文引用的田野资料源自笔者近几年在山东省滨州市坡村所做的调查。坡村是典型的单姓村，现有67户284人，可耕地面积为316亩，这里曾是“光棍多、盐碱地多、破屋烂墙多”的穷村，土地的贫瘠不利于农业生产，使逃荒成为老一辈村民的生活常态。改革开放之初，村民在进城务工时接触到城市废弃的新式家具，低价回收至乡村售卖，以此作为一种生计。20世纪90年代，村民转至广大农村收购家具什物，该村逐渐发展为华北有名的古旧家具市场。坡村村民非常善于从旧中摸索新的意义，赋予这些意义以价值，再将它们商品化、文化化、社会化，旧物对他们而言似乎与我们的认识存在诸多差异。本文借由改革开放以来新式家具下乡引发的日常体验和空间秩序的改变，透过坡村村民的认知和实践，讨论新旧变奏中的乡村“生活革命”,试图从物质文化层面显露乡村生活变奏与国家改革发展之间关联的种种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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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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