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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讲故事的民俗学:非常事件的正常解析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1-04-07 | 点击数:10799
 

 摘   要:民俗生活中一些隐含的规律,往往只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才会有所显现,暴露出问题,表现为事件。事件民俗学倡导通过具体事件进入民俗研究。民俗事件是日常生活中的非常案例,是平衡被打破之后的非常态关系,是主体间反复博弈的结果。关注生活中的民俗事件,留心异常现象,是发现问题、寻求学术突破的重要策略。一个合格的民俗学者,除了敏锐的问题意识,还必须具备两项特殊的民俗学技能:一是人情练达的民俗感悟力,二是学术侦探般的勘案能力。学术研究就是一个不断捕捉事件、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理论上说,所有的异常现象(偶然性)都可以找到它的正常解析(必然性)。民俗学不只是社会学,更应该是文学和历史学,以讲故事的方式解析民俗事件,是源自学科创始之初的学术传统,更是一种学术境界。

关键词:科学哲学;学术研究;民俗研究;日常生活;微观史学;事件民俗学

  道光二十七年,兵部尚书何汝霖丁母忧,回到老家江宁。期间大嫂去世,何汝霖竟不敢前往吊唁,因为那里聚集着一批准备找他哭诉,要求解决各种困难的女眷。回乡的头两个月,求助者坌集何府,“各处帮项已付三四十处,约二百馀,而来者仍众,奈何奈何。又知朱、况二生窘而未启齿,赠以十五金”。这些求助者中,有的是仗着亲戚关系,理直气壮地索要钱财;有的是仗着乡邻关系或旧日情谊,厚颜哀求,欲壑难填;还有人热心为别人做掮客,慷他人之慨,专替朋友说项求助,甚至许多毫无瓜葛和交情的人也会来信告帮。何汝霖疲于应付,身心疲惫。更令他揪心的是,丁忧期间江宁水灾,两江总督李星沅前来与之商议捐赈之事。何汝霖由于帮衬多,花销太大,手头已不宽裕,正在为捐一千两还是两千两而烦恼,李星沅却明确要求他“捐二竿,方与现在地位相称”,令他苦不堪言。

  这是张剑在《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中为我们讲述的故事,故事完全出自何汝霖的丁忧日记,“真实地展现出一位达官显贵的乡居生活”。故事讲完之后,张剑提出一个问题:“欧阳修晚年退居于安徽颖州,苏洵的儿子苏辙晚年也退居于河南许州,他们为什么不回到各自的故乡居住?”张剑认为,恰恰是“敬宗收族”的观念束缚着他们:“宋代官员一旦入仕,照顾族人似乎成为一种义务,有的甚至为之入不敷出,负担过重,故不得不有所逃避。清代于此,似过之而无不及。常见达官显宦,因食指浩繁,而负债累累者。对于他们,家乡既是乐土的象征,又是烦恼的渊薮;既是心灵中永远避风的港湾,又是现实中急欲挣脱的梦魇。”

  那么,在非宗族社会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张剑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溥仪宫中总管内务府大臣绍英的故事。绍英的年收入高达二万多元,他行事慎廉,力求节俭,可晚年却一再向银行借款。那么,绍英的钱都去哪了?张剑通过对其日记的细致梳理,发现其最大开支在于“为维持自身社会身份所必需的排场而花的费用”。绍英平时进宫办事,都要给具体办事的太监、苏拉等不菲的小费;其他如抬夫、厨茶役之类,都得给赏钱;此外,还有各种诸如车马费、置装费、医药费、保险费、宴请费、捐赠费、人股投资、婚丧嫁娶等花销,一遇年节,更是花费无度。张剑总结说:“中国基于长期农耕社会和儒家伦理思想形成的礼仪与风俗,是极端重视人际交往的等级性、长期性和连续性,不如此就无法保持人情社会的基本稳定。一般而言,在上位者必须使自己的恩情时常大于在下位者,才能让在下位者觉得永远还不清、还不起,从而心甘情愿地维持彼此尊卑关系。”

  这两则故事令我想起另外两则故事。一是我的同乡,前赣州市政协主席赖联明的故事。据说赖联明每次回乡过年,家里都门庭若市,四邻八舍都会来领压岁钱,嫌少的乡亲还会赖在家里不走;甚至有一位乡亲因借钱未果,居然扛着锄头坐到他家,暗示借不到钱就去挖他祖坟。赖联明每向人讲起这些事,就会感叹:“好像我前世欠了一村人的债。”另一则故事完全相反,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中说,在黑龙江的下岬村,地位和声望的象征是收礼而不是送礼:“礼物甚至仅仅沿着社会地位等级序列向上流动,而受礼者在地位上总是优越于送礼者。进一步的分析揭示出,许多社会—文化机制支撑着这种单向馈赠并再生产着现行社会等级秩序。”

  那么,礼物到底是向上还是向下流动?或者说,哪种关系模式下礼物向上流动?哪种关系模式下礼物向下流动?对这些貌似反常的事件,一定能找到一个正常的解释。而这,正是引导我们思考、调研的绝佳入口。作为一个民俗学者,阅读《华裘之蚤》的心情是愉快的,也是失落的。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民俗现象,不是被声称“最接地气”的民俗学者从生活实践中挖掘出来,而是被一位古典文学研究者从古人的日记中揭示出来。

  《礼物的流动》我曾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过多次,但当我听到赖联明的故事时,却只是当做谈资一笑而过,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需要民俗学者去解析的“事件”,直到阅读《华裘之蚤》,我才意识到曾经有过一个很好的选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抓住。

  一、事项民俗学批评

  许多民俗学者认为民俗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也有学者认为民俗学是关于“生活世界”的学问。这样的认识当然是对的,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哪门学科是“非人”的学问,也没有哪门学科是“非生活世界”的学问。只不过有些学科侧重通过文本来间接地研究人和生活,比如历史和文学;有些学科侧重通过田野来直接地研究人和生活,比如人类学和民俗学。

  许多人不了解学术史,以为民俗学向生活世界的转向是1990年代的事。殊不知,中国民俗学创建者顾颉刚早在1928年《民俗》周刊的《发刊辞》中就提出了面向民众生活的口号:“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

  早期的民俗学倡导者,多数都是把民俗学视做特殊形态的历史学,他们倡导“眼光向下的革命”,希望从“民众文化”的角度,把平民阶级的生活文化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顾颉刚认为,人间社会大得很,尚有一大部分是农夫、工匠、商贩、兵卒、妇女、游侠、优伶、娼妓、仆婢、堕民、罪犯、小孩等,而我们民俗学任务,就是要发掘和呈现他们无穷广大的生活、热烈的情感、爽直的性子以及真诚的生活。

  但是,学术发展到一百年后的今天,如果还停留在生活世界的意义讨论,还在倡导生活世界转向,就真成聒噪复读机了。其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能否取得进展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研究人、是否关注生活世界,而在于如何研究人的生活、研究生活中的哪些方面、有没有用以解剖生活的手术刀。“在学界对日常生活转向形成一定范围的共识后,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主要问题就需要从学理性思辨转向学术实践性运用,即从合理、合法性论证向可操作性、可使用性转向。”

  传统民俗研究,多为事项研究,也即将生活中的民俗现象做分门别类的研究,如民间文学、岁时节日、人生仪礼、民间游戏、民间信仰等等,《新中国民俗学研究70年》就是照着这个思路进行总结的。事项研究是一种归类研究,先将老百姓的整体生活形态按不同主题给切碎了,再将来源各异、同一主题的生活碎片装到同一个盘子里加以研究,然后得出一系列结论。比如什么是人生仪礼,不同的人生仪礼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在不同的群体中可以呈现为怎样的表现形态,这对于我们从结构上和总体上认识民俗现象是有帮助的。但是,事项研究的弊端也很明显,正如刘铁梁所批评的:“如果要检讨我们的春节研究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与社会发展实践相关联的讨论,特别是没有对当下老百姓在节日中的亲身经历给予更多的关注。从如何尊重文化拥有者的态度上来说,目前的春节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了文化人的责任,却还未能与广大民众丰富的春节生活实践及其现实感受发生紧密的联系。”

  也就是说,事项民俗学尚未进入民众生活实践的层面加以讨论。比如,有上海民俗学者在讨论春节文化的时候说,上海仅大年初一就有27项民俗。但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有人将这27项民俗都过一遍。有些民俗可能是徐汇区的,有些民俗可能是浦东区的,它们都被拣入上海民俗这个大盘子里,更像是一批零碎部件的综合展览,而不是一个可以正常运作的有机整体。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民俗事项就不是顾颉刚所说的民众生活,比如元宵舞龙这一民俗事项,它当然是民众生活;但它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局部,不是完整的生活事件。

  许多批评者认为,既有的民俗研究,只见有俗而未见有民,它体现的只是一种脱离了具体“民”的、抽象的、平均值的“俗”。刘铁梁说:“生活的整体性,离不开生活中的人。应该说,只有通过人的行动,才能呈现出生活的整体性,而不是靠民俗事象的排列组合。”所以王加华提倡以个人生活史为中心的研究进路:“完全可以以一个人为中心与视角,‘透视’出与其所交往的其他人,随之再以‘其他人’透视出更多的人。而民俗学作为一门研究民众生活的学问,其最终落脚点在于‘民’上,更具体一点来说在于‘民’与‘民’的相互关系上。事实上,各种民俗事象之所以被‘发明’与‘创造’出来,即在于解决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些批评是有道理的,但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说,对平均值民俗的研究却是民俗学发展的必经范式,是不可逾越的。民俗是一种“社会事实”,是一种普遍性、习惯性、规约性的社会生活方式,是超越了个体鲜活生命史的平均值的“俗”。我们要认识“俗民”“个人”,恰恰必须基于这种平均值的社会事实,才能对个人行为的意义做出更加恰当的评判。正如我们拿到孩子的成绩单,却很难对他的成绩做出判断,必须将它放到全班同学的平均成绩中看、放到学校划定的合格分数线上看,才能看出他的成绩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水平。

  庆幸的是,经过了上百年的学术发展,各地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搜集、整理、研究都已经相当完备。不幸的是,这种资料性、结构性、事项化的民俗研究已经陷入了瓶颈,民俗研究日益内卷,学术成果的社会效应却日见疲软。学科危机促使一批精英民俗学者不断尝试新的突围之路,比如从民俗转向俗民的研究、朝向当下的研究、认识论转向实践论的研究、口头诗学的研究、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的研究、民俗主义的研究、个人生活史的研究,等等,这都是方向性的突围思路。而本文将要讨论的,则是受到《华裘之蚤》和微观史学刺激而产生的,方法论的突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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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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