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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四大传说”的经典生成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7-27 | 点击数:2073
 

 摘   要:经典知识的生成并不是从现象到本质的逻辑推导,而是客观性、主观性和偶然性接力形成的结果。“四大传说”概念的生成,经历了一个从知识生产到知识改装,再到知识普及的复杂历程。我们将这一概念的知识生成模式归纳为一种“烟花商模型”,划分为四个阶段:生产期(1957—1962)、存储期(1963—1978)、推介期(1979—1982)、燃放期(1983)。生产期和存储期主要是上海民间文艺工作者罗永麟的个人努力;在推介期,罗永麟不断抓住机遇,三度北上,借势发力;到燃放期,最终点燃知识烟花的并不是烟花商,而是烟花用户。对于概念生产者来说,用户如何改装和使用产品,是他无法主导也难以预料的。


  作为文体概念的“故事”和“传说”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新生知识。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不一样,只有异文,没有定本,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新的创造,异文和异文之间是平行关系,没有高下之别,要在民间文学作品中评出“四大代表作”,在理论上是很难实施的。孟姜女、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并称“四大传说”,如今已是家喻户晓的共同知识。那么,到底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如何选出“四大传说”,又是如何将之推广为全民共同知识的?

  一、“孟姜女故事学术讨论会”对“四大传说”概念的推广

  在1983年8月16日秦皇岛“孟姜女故事学术讨论会”召开之前,虽然已有“四大故事”或“四大传说”的说法,但罕见于正式出版物。秦皇岛会议结束后,《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民间文学》《秦皇岛日报》以及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中报》等均据新华社电讯发布了消息,特地指出:“孟姜女故事是中国四大著名传说之一(编者注:其它三个传说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和《白蛇传》)。这个故事不但在我国各族人民中广为流传,而且受到了日本、苏联等国家的学者和民间文艺专家的注意。”自此,“四大传说”的提法得到迅速传播。

  可是,当时提交会议的全部16篇正式论文以及会议印发的17篇“近年来有关孟姜女的评述”资料,却无一提及“四大传说”。这一提法只出现在下表中收入《孟姜女故事学术讨论会资料汇编》的四篇领导讲话及会议综述里。

  表中的作者身份最值得我们关注。提交论文的十几位学者无一人提及“四大传说”;而作为会议主办方,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中国民研会”)领导到中国民研会河北分会领导,再到秦皇岛市文联编辑、新华社记者,都着重提到“四大传说”(来自北京的程远和李荣琨称“四大传说”或“四大著名传说”,来自河北的魏茂林和杜树起称“四大著名故事”或“四大民间故事”)。可见这是由会议主办方着力推广的一个概念。

  最有意思的是广西师范学院教授过伟,他在开会前还没有听过“四大传说”的提法,其论文第一句是“孟姜女是我国各族人民众口传讲津津乐道的传说故事”,会议进行当中他就将之修订为“《孟姜女》是广泛流传于汉族地区的四大传说之一”,并投给同来参会的《民族文学研究》创办人贾芝。20世纪80年代初,“四大传说”概念对于多数民间文艺工作者来说还比较陌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马昌仪回忆说,她有一次去上海,看见民俗学者钱小柏家的阳台上堆满了资料,其中一堆据说全是“四大民间故事”资料,她当时觉得这个提法很新鲜,还特意在日记中记了一笔。

  那么,会议主办方推广的“四大传说”概念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根据会议资料可以找到两条线索:一是苏浙沪民研会的联动;二是中国民研会副主席贾芝(1913—2016)的提倡。

  二、线索一:罗永麟与苏浙沪《白蛇传》研究小组

  秦皇岛文联负责人在会议“汇报发言”中特别指出:“去年(1982年———引者注)8月……我们提出了开展孟姜女故事学术研究活动的意见……上海、浙江、江苏《白蛇传》讨论组,闻讯要求参加讨论;上海华东师大教授罗永麟先生亲笔撰写论文万言。”这里提到的“《白蛇传》讨论组”以及罗永麟,正是“四大传说”概念传播中最重要的两股力量。

  罗永麟(1913—2012)是“四大传说”最著名的研究者和推动者,贺学君称其为“中国四大传说研究的一位专家”。罗永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致力于民间文学代表性作品的研究,1957年写成《试论〈牛郎织女〉》。他说:“我国民间文学如此丰富多彩,浩如烟海,又当从哪里入手呢?前人经验告诉我们,应当从有代表性的作品入手。”“四大”一说在公开出版物上的第一次出现,正是罗永麟写于1964年、正式发表于1980年的《试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该文开篇即称:“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传统四大故事之一。”下注:“四大故事即《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另一次较早出现是在1982年苏浙沪《白蛇传》学术研究预备会上,罗永麟数次提及“汉族四大民间故事中,我以为最有价值的是《白蛇传》”,并这样要求会议筹备组:“下次学术会,一定要能够提供《白蛇传》的新(即没有上过文献的)资料,好比考古学中的‘新出土文物’。”

  罗永麟为何如此强调“新资料”的重要性?他在杭州大学一次讲座中说:“现在很多搞民间文学研究的同志,常常怀疑《白蛇传》的属性,因为现在流传的《白蛇传》作品,不是戏曲,就是弹词及其他说唱文学……就因为《白蛇传》现在流行的资料,大多是戏曲和说唱文学,而且这些东西,又大都是文人所作,对象又是一般市民……所以从现象上看问题,就容易不承认它是民间文学,这也难怪。”有鉴于此,浙江民研会于1982年春季开始向全国征集白蛇传相关资料,并在各种印刷品的显要位置反复强调这个故事是“四大民间故事之一”。《〈白蛇传〉资料索引》(1982)和《〈白蛇传〉故事资料选》(1983)这两种小册子都在封底印有《征集启事》,第一句都是“《白蛇传》为我国四大神话故事之一”,其“前言”也强调“《白蛇传》是我国四大民间神话传说故事之一”。几乎同时,江苏省民间文学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江苏民协”)也在积极搜集整理,于1982年印出《白蛇传(资料本)》,该书“编后语”第一句就说:“《白蛇传》为我国著名的四大神话故事之一,主要流传的发生地区在江苏、浙江、四川等地。”这里除了苏浙,只提到罗永麟的家乡四川,可见受其影响。

  由上述引文比对可知,苏浙沪民间文艺工作者明显在联手推广“四大传说”概念。不过,由于当时尚未统一名称,提法略有出入,罗永麟说的是“四大民间故事”,浙江民研会、江苏民协说的是“四大神话故事”或“四大民间神话传说故事”。这些小册子制作粗糙,发行量也很小,从全国范围来说,影响并不大。

  1981年夏,苏浙沪三地民间文学工作者联合成立“两省一市民间文学吴语协作区”,白蛇传研究就是协作区成立后的重点课题之一。由于白蛇传主要流传在吴语方言区,当时北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很少。要将“四大传说”概念输送到北方文化圈,需要采取更积极的方式,于是,以罗永麟为代表的《白蛇传》研究小组做出了主动北上“传经送宝”的行动。曾亲自参加秦皇岛“孟姜女故事学术讨论会”的苏州民研会干部马汉民说:“秦皇岛那边消息比较闭塞,他们对‘四大传说’不了解,是我们主动去跟他们交流,他们一听就对我们的工作非常认可的。”

  “孟姜女故事学术讨论会”筹备小组之所以能够跟《白蛇传》研究小组一拍即合,也跟孟姜女传说的多舛命运有关。早在20世纪50年代,孟姜女就因为反对秦始皇(被疑为影射最高领导人)而受到质疑,比如有人认为:“秦始皇是暴君不错,可他到底统一了中国,许多措施在客观上是符合人民长远利益的。就说长城,那是多伟大的工程,你弄个孟姜女去哭倒一截,那怎么行!违反历史进程,没有进步意义,也没什么思想性。”到了1966年“破四旧”时,“红卫兵迫令望夫石大队砸烂孟姜女塑像,社员们迫不得已用绳子拉塑像,嘴里还不停地念叨:‘姜女姜女你别怪,上指下派叫我拽。拽、拽、拽!’庙内扫荡一空,成了大队办公室”。

  于是,一边是急于取得北方学界认可白蛇传民间文学地位的苏浙沪《白蛇传》研究小组,一边是急于为孟姜女打“翻身仗”的河北民间文艺工作者,两者惺惺相惜,来自前者的“四大传说”概念,经过秦皇岛会议上新华社记者的推广,迅速传到了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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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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