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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菊]由史俗到经述: 彝族毕摩经籍中的“狸猫换太子”故事
  作者:王菊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2-28 | 点击数:566
 
  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演进历史中,民族文化的他者表达和被重构的层出不穷。
  “狸猫换太子”是中原地区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故事源于宋仁宗认生身母亲,自宋以来受到人们的热情关注。尤其是清代说书人石玉昆将故事情节编入《三侠五义》中以来,得到小说家、曲艺家的青睐,被不断加工和传播。巧的是,在云南彝族毕摩经卷中发现的“仁宗的故事”是其变体之一,但在被流变和彝族毕摩再书写的过程中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一、史实:通俗演义的基础
 
  翻检关于中国历代帝王的正史叙述中,从《史记》开始到《清史稿》都有关于帝王的本纪专门介绍帝王的一生。一直以来,对帝王的出生叙述有两种基本恒定的叙述范式:一是颇具玄幻色彩的想象性描述;一是似乎忠实于现实的客观性表述。
  《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清史稿·清太祖本纪》:“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姓爱新觉罗氏,讳努尔哈齐。其先盖金遗部。始祖布库里雍顺,母曰佛库伦,相传感朱果而孕。”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颇具玄幻色彩的想象性描述,具有神话的色彩。历朝开朝先祖由于资料不详,神化能开辟一个朝代的英雄祖先,是历代史书编撰者常用的表述方式。“一个文类(结构)的形成,如‘正史’,是由于后世史家在编辑、书写‘正史’时,遵循、模仿以前历代的正史书写,此种文本架构上的模仿,形成正史文类的‘文本规范’。”这些直接玄幻性表述并没有为后世人的演述提供太大的表述空间。
  而对随后的历代君王表述,由于皇宫严密的记言记事制度而资料充足,因而似乎显示出表述的真实性和平淡性。这些似乎真实和平淡的表述却为后世说书人演泽情节带来了大大的便利。
  关于宋仁宗赵祯(1010-1063)在《宋史·宋仁宗本纪》中的表述为:“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讳祯,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也。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献皇后无子,取为己子养之。……乾兴元年二月戊午,真宗崩,遗诏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权处分军国事。”这段表述手法并无任何玄幻和神秘之处,显得真实而自然,只是透露出宋仁宗是李宸妃所生,而由于皇后无子而变成了皇后之子,后继承皇位成为宋仁宗。同时,《宋史·后妃列传》中也曾记载:“初,仁宗在襁褓,章献以为己子,使杨淑妃保视之。仁宗即位,妃嘿处先朝嫔御中,未尝自异。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终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出也。……后章献太后崩,燕王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有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壮懿。……”关于宋仁宗认亲《宋史》有所记载,同期的文人也或多或少有所提及,如司马光、苏辙、卲伯温等。可见,仁宗认亲是史载的真实事件。
  同时,史书中对同期的重要人物包拯记述,《宋史·列传第七十五·包拯吴奎赵捵訉涮平樽邮缥室逦仕锼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裴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关于包拯,也是平实地介绍了他的生平和事迹,可见包拯是一位孝顺、耿直、敦厚、清廉的官员。但是,据考,包拯与仁宗认亲一事毫无关联。
  从上,这些正史史书上并没有看到关于宋仁宗身世与包拯之间有任何关联,宋仁宗身世很清楚即是妃而非皇后所生,同时也不存在包拯将来判解皇帝生世的“狸猫换太子”的离奇情节记述。但是,这些看似不关联的史实记述正好为后来的推演新的通俗故事提供了素材和基础,因为演义作为中国历史小说的一种形式,其特点为:依傍史传,再现成文;偏重叙述,故事性强;行文浅显,通俗易懂。
  自元朝开始,在民间就流传着关于“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元杂剧《金水桥陈琳报妆盒》《仁宗认母》等开始搬上舞台广为传唱。明朝的传奇《金丸记》《百家公案》等对之也有逐步的演化和丰富。清朝的传奇和小说《龙图耳案》等继续演绎这个故事。
 
 二、俗讲:演义形成及传播媒介
 
  “演义”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周党传》:“党等文不能演义……”据《辞海》解释:“谓敷陈义理而加以引申。”可见“演义”是指根据史传、融合野史经艺术加工敷演而成的一种通俗的长篇小说。到了明清时期,历史演义小说在民间广泛地流行起来。
  载有与宋仁宗和包拯相关联的“狸猫换太子”故事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表述语境中:因为对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的市民而言,他们听说书、读小说是为了娱乐、消遣,那些情节悬念迭出、离奇刺激的故事更适合他们的口味。因而说书艺人为吸引众多听众,在讲述故事时必须尽量满足听众当时的审美需要——豪侠们多是武功超群、剪恶除奸,救人于危难……都大大增强了故事的惊险程度和刺激性。而且,小说弘扬人间正气,把侠客义士的除暴安良行为与保护清官、协助清官断案完美地结合起来,表现了宣扬忠义、维护社会秩序、为国为民的思想。《三侠五义》是古典长篇侠义公案小说的经典之作,是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完美结合,出现在了清朝的说书人石玉昆笔下,同时,《三侠五义》的版本众多、流传极广,书中脍炙人口的故事对中国近代评书曲艺、武侠小说乃至文学艺术的内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整部小说的第一回———“设阴谋临产换太子奋侠义替死换皇娘”,因其怪诞性、刺激性备受关注,影响范围较广。
  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指出:《三侠五义》出于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原名《忠烈侠义传》,百二十回,首署“石玉昆述”,而序则云问竹主人原藏,入迷道人编订,皆不详为何如人。凡此流著作,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其在《三侠五义》者曰包拯。拯字希仁,以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其间尝除天章阁待制,又除龙图阁学土,权知开封府,立朝刚毅,关节不到,世人比之阎罗,有传在《宋史》(三百十六)。而民间所传,则行事率怪异,元人杂剧中已有包公“断立太后”及“审乌盆鬼”诸异说;明人又作短书十卷曰《龙图公案》,亦名《包公案》,记拯借私访梦兆鬼语等以断奇案六十三事,然文意甚拙,盖仅识文字者所为。后又演为大部,仍称《龙图公案》,则组织加密,首尾通连,即为《三侠五义》蓝本矣。《三侠五义》开篇,即叙宋真宗未有子,而刘李二妃俱娠,约立举子者为正宫。刘乃与宫监郭槐密谋,俟李生子,即易以剥皮之狸猫,谓生怪物。太子则付宫人寇珠,命缢而弃诸水,寇珠不忍,窃授陈林,匿八大王所,云是第三子,始得长育。刘又谗李妃去之,忠宦多死。真宗无子,既崩,八王第三子乃入承大统,即仁宗也。书由是即进叙包拯降生,惟以前案为下文伏线而已。复次,则述拯婚宦及断案事迹,往往取他人故事,并附著之。比知开封,乃于民间遇李妃,发“狸猫换子”旧案,时仁宗始知李为真母,迎以归。……至于构设事端,颇伤稚弱,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值世间方饱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
  宋朝之后,已经开始在民间陆续出现了有关于清官包拯的很多传说故事,元杂剧中也有关于包拯的,而明朝问世的白话短篇公案小说集《龙图公案》(又叫《包公案》),内容大都是包公明断谋财害命、仗势凌人以及奸盗诈骗等案,塑造了一个刚直正义的清官形象。逐渐地,到了《三侠五义》,包拯被塑造为能审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能审人世和冥界的神能之人。《三侠五义》中既有有胆有权的清官,又有有才有忠的侠士,二者的结合实际上体现出民众呼唤清明世界的强烈诉求。
  作者石玉昆,清代满清贵族子弟,爱好子弟书,大约出生于乾隆末期,是嘉庆道光年间著名的子弟书说唱人,大约去世于同治时期。其将《包公案》(也叫《龙图公案》)整理成《三侠五义》一百二十回。也就是说,石玉昆生活在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的清中叶时期,清王朝经康乾盛世后已经由盛转衰,吏治败坏,武备松弛,国库空虚,国内相继出现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同时满清相继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应运而生的《三侠五义》反映民众对国泰民安、吏治清明的向往,因为其中的清廉官员与忠义侠客能体现出民众对社会整治的愿景。“文学及艺术中的英雄人物,不仅表达作者个人的意见和美梦,体现流行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而且也强烈刻画出当时社会中各种力量之冲突”。通过像石玉昆这样的民间说书人通俗易懂、栩栩如生的讲说,一方面能够反映民众心声,因而能吸引民众的受众人群;另一方面,小说宣扬的忠义精神,有包拯的忠于职守,有侠士的忠于正义,而且小说是讲的宋代的事,这些是朝廷能够允许的,所以《三侠五义》能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快速的传播,同时或许是通过听说书、或许是听人转述、或许是看到了小说文本,它自然地就传入了西南彝区,最后被当时掌握文字书写能力的彝族毕摩记入了毕摩经书。据鲁迅先生推测《三侠五义》成书于1879年,那该书中的“狸猫换太子”故事进入彝区最晚时间也应该有一百年了,同时从小说转化为了诗歌体进入毕摩经卷,从忠义的宣传变成了善恶有报的道德规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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