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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凌云]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七十年述评
  作者:漆凌云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9-25 | 点击数:1537
 

摘  要:中国民间故事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至1977年,民间故事的采录与改写成为热点话题,学术研究弱化;第二阶段为1978——1999年,民间故事研究逐渐回归学术本位,研究方法日趋多元;第三阶段为2000——2018年,文本与语境成为焦点话题。七十年来中国故事学人不断吸纳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形态学、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表演理论等外来理论,将其与本土方法相结合,形成民间故事采录成果丰硕、研究方法多元的特征,初步搭建了中国故事学话语体系。当下故事学面临研究范式模式化、创新性不足等困境,立足本土资源,坚守故事学的学科本位、积极吸纳相关学科成果、关注民间故事的多重生活样态、开拓新范式、深化故事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是故事学突围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民间故事;学术史;话语体系


  故事学是民间文艺学领域术语体系较为完整、研究范式鲜明的分支学科。中国故事学人从事民间故事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文献记述的悠久、厚重;当代民间故事记录文本的丰富与多样;鲜活的民间故事讲述传统及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根基。近七十年来类型学、文化人类学、流传学派、形态学、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表演理论、文化诗学等外来理论不断与中国本土的研究方法和本土材料相结合,形成民间故事采录成果丰硕、研究方法多元的特征,初步搭建了中国故事学话语体系,书写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但我们的民间故事研究取得的成绩似乎难以与令人艳羡的资源优势相匹配,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面临的“研究范式模式化”“本体意识薄弱”等问题依旧困扰故事学人,制约未来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前景。接下来我们通过回顾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七十年的发展轨辙,反思当下故事学的研究范式,探寻未来故事学的突围之路。

  一  重致用与轻学术:1949-1977年的民间故事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政策的核心路线是围绕“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展开的。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民间文艺被认为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及普及新意识形态的有效载体,只需对集精华和糟粕于一体的民间故事按照思想性和艺术性标准进行“体检”便可。经过“排毒”的民间故事不仅是民族文化遗产,还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周扬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提出:“今后通过对中国民间文艺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新中国新文艺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在周扬看来,民间故事的“采集、整理、分析、批评、研究”是为新中国新文艺服务的,这与故事学人通过采录民间故事了解民众生活、思想及作为学术研究材料的旨归大不相同,决定了此后十余年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路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间故事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方面。

  首先搜集、改写、出版了大批民间故事集,如《水推长城》《石门开》《中国民间故事选》《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等等。随着民间故事采录在全国的展开,各地陆续出版的民间故事集有五百多种(截至1964年),许多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系首次出版。此外,民间故事的改写工作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意识,促进了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采录过程中还发现了秦地女、黑尔甲、王惠、陆瑞英等故事家。其次是民间故事搜集整理的讨论。1956年《民间文学》刊发了《民间文学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论,提出“必须反对搜集、整理工作中的胡乱修改现象”。不久,刘守华对李岳南关于《牛郞织女》的评论提出批评。此后朱宜初、刘魁立、巫瑞书、陶阳、毛星、贾芝等学者也纷纷加入讨论,董均伦、江源、陈玮君、张士杰等民间故事采录家也撰文回应。刘魁立在讨论中提出的“一字不移”论和“活鱼要从水中看”的观点对当时及此后的民间文学界产生较大影响。讨论的最终结果体现在1958年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报告上提出的十六字方针:“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十六字方针是中国民间故事学人在多年的实地调查过程中结合时代要求总结出的有效方法,兼顾了民间故事的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对此后的民间故事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再次是民间故事的文类特点、思想内容、艺术特征、新故事研究。传统的故事类型学、比较研究和文化人类学方法在当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方法遭到批判,民间故事研究大多围绕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而展开。代表性成果有钟敬文的《略谈民间故事》、毛星的《不要把幻想和现实混淆起来》、刘守华的《试论民间童话中的传统形象》、贾芝的《关于阿凡提的故事》、戈宝权的《关于阿凡提和阿凡提的故事》、魏同贤的《新故事的政治意义和艺术特色》,等等。

  二  学术本位与多元取向:1978-1999年的民间故事研究

  改革开放后,伴随思想解放的大潮,民间故事研究迎来复兴期。钟敬文作为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学术领袖指引了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民间文学研究,民间故事研究亦在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学科内展开。为了回归学术本位,钟敬文倡导吸纳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方法,将民间故事视为民众的精神文化,主张从形态、类型、讲述、文化传承及功能等角度开展全方位研究。钟敬文在开拓民间故事研究领域、推荐西方故事学理论、加强民间故事研究的对外交流、培育故事学人才、指引故事学的学科发展方向做出了卓越贡献。

  与十七年期间不到百篇的论文数量相比,自1978至1999年间民间故事研究论著从数量到质量均呈现爆发式增长,在诸多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78至1999年共出版故事学著作55部,博士论文4篇,硕士论文27篇,论文895篇,年均发表论文40.7篇。新时期的民间故事研究呈现多元化走向,“文艺学的故事研究、比较故事学、人类学的故事研究、故事类型的研究、故事母题的研究、原型批评理论等,在民间故事研究中平分秋色,在竞赛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出现了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成为百年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最富成绩的风景”。

  民间故事理论建设方面取得突破。天鹰的《中国民间故事初探》虽有显著的政治话语痕迹,但揭开了系统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序幕。刘守华在改革开放后撰写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故事学纲要》《中国民间故事史》等专著奠定了故事学领军人物地位。《故事学纲要》是中国民间故事学体系的建构之作,对民间故事的文类特点、分类、民间故事的传承与功能、民间故事的类同与变异、叙事艺术、新故事及民间故事采录进行较系统考察。《中国民间故事史》首次对文献记述的中国民间故事进行系统梳理,探寻中国民间故事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特征,将历史地理学派方法加以改造后探讨中国民间故事的生活史,总结了中国民间故事2500多年的传承特点,是中国民间文学本土化研究的典范之作。许钰的《口承故事论》从体裁论、流传演变论、讲述论、采录论和研究史论方面对故事学的核心领域进行了深入探索。刘守华、许钰的研究表明故事学有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段宝林倡导加强描写研究、关注“立体性”特征是中国故事学人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成果。此外,民间故事的叙事学研究也有突破,如靳玮的《民间故事的叙事结构》、李扬的《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等等。

  民间故事的采录取得重大成绩。1984年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研会联合发文编辑出版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在内的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撰以“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为准则,科学性被列为首要原则。《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撰以科学性为核心是民间故事采录思想的大跨越。全国各地有数十万人参与民间故事普查工作。截至2009年,共搜集到故事184万篇,公开出版省卷本30卷,集录5000多卷县卷本(含歌谣和谚语卷);讲述家约9900多人,涌现出耿村、伍家沟、走马镇等著名的故事村。故事文本的大量采录、故事家和故事村的发现为中国民间故事学人的学术研究创造了绝佳条件。

  比较研究成为此阶段民间故事研究的热点。比较研究方法在十七年期间因“因袭论”被视为资产阶级方法遭受批判。刘守华的《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拉开新时期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序幕。此后,刘守华在十余年间发表了数十篇民间故事比较研究论文,专著三部,成为比较故事学的权威。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间、中国与异国的民间故事比较论著层出不穷,涵盖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两种角度,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等方法均有使用。出版的相关专著有季羡林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刘守华的《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于长敏的《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等等;代表性论文有段宝林的《“狼外婆”故事的比较研究初探》、贾芝的《关于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法》、阎云翔的《纳西族汉族龙故事比较研究》、赵国华的《论中国的献人供妖与义士除害型故事》、萧崇素的《“灰姑娘”故事与中国民间童话》、钟敬文的《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白化文的《龙女报恩故事的来龙去脉》、郝苏民的《西蒙古民间故事<骑黑牛的少年传>与敦煌变文卷<孔子项诧相问书>及其藏文写卷》、傅光宇的《“难题求婚”故事与“天女婚配型”洪水遗民神话》,等等。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具有跨学科特点,古典文学学者、少数民族文学、儿童文学、比较文学等其他学科学者均有参与。

  类型学是故事学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在改革开放后迎来复兴。随着钟敬文、刘魁立、刘守华等学人对故事类型学方法的倡导、译介与实践,故事类型学逐渐摆脱形式主义的污名,历史地理学派、AT分类法逐渐成为中国故事学人的学术用语。刘守华在继承钟敬文的类型研究范式基础上对历史地理学派方法加以适当改造,开创了“故事文化学”范式,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机智人物故事也成为民间故事研究热点,祁连休、罗永麟、刘守华、屈育德、巫瑞书、黄永林、高丙中等诸多学者参与其中。据不完全统计,此阶段相关论文有76篇,代表性论文有汪玢玲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概观》、陈建宪的《论中国仙女故事的类型》、刘晓春的《多民族文化的结晶——中国灰姑娘故事研究》、马昌仪的《中国鼠婚故事类型研究》、刘魁立的《中国蛇郎故事类型研究》,等等。

  “文化人类学方法是最先介绍到我国的民间故事研究方法,对我国民间故事研究有着深远影响。”《原始文化》《金枝》等文化人类学经典著作的系统译介为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文化人类学解读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新方法也运用至民间故事研究实践中。代表性论文有王霄兵的《脱衣主题与成年仪式》、郑海的《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的冲突:难题求婚型故事研究》、刘锡诚的《民间故事的文化人类学考察》、王娟的《断尾龙故事的心理分析研究》、过伟的《侗族娘梅故事与文化生态研究方法》,等等。

  民间故事讲述研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民间故事集成工作在全国的铺开及海外学术交流的开展,中国民间故事的丰富蕴藏及活态传承特点吸引了诸多中外故事学人的目光。裴永镇、王作栋、袁学骏、江帆、范金荣、靖一民、王全宝等采录者秉承科学性原则采录了大量故事文本,金德顺、刘德培、满族三老人、山东四老人、孙家香、谭振山、尹泽、魏显德等著名故事讲述家成为民间故事学人重点关注对象。日本、美国、德国、芬兰等国学者先后到耿村、伍家沟、三江、长白山等地考察。故事家的讲述风格、故事家的认定、传承途径、生活史、讲述空间、个性与共性、性别特征等成为此阶段故事学界的新鲜话题,代表性论文有乌丙安的《论民间故事传承人》、张紫晨的《关于民间故事讲述家的传承活动》、刘守华的《文化背景与故事传承》、王作栋的《素质与氛围:刘德培德故事讲演活动及其它》、袁学骏的《耿村民间文学论稿》、许钰的《民间故事讲述家及其个性特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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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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