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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闪]进村,写好当代村落民俗志
  作者:张士闪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3-28 | 点击数:1112
 

   文化乡村:有凋零,也见喜讯

  生于乡土,终老乡土,曾在漫长岁月中被绝大多数国人视若天经地义,这一社会事实本身就足以显示中国乡村的意义。

  然而,无论是古代知识精英“采风问俗”的政治行为,现代史上知识分子“向民间去”的社会运动,还是当代规模庞大的田野调查活动,似乎都未能在对乡村社会的整体认知、学理建构和人文关怀等层面充分发挥效用。特别是在当代社会中,长期以来农村服务城市的发展模式,虽然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有效支撑,但也带来了巨大问题:从社会层面的“城市病”“村落空心化”等问题,到传统文化的传承危机,再到社会价值观的普遍弱化,都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忽视的负面效应。这些问题延缓了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削弱了中国在现代国际格局中的影响力。就此而言,当代中国乡村不仅仅是单纯的农村建设问题,而是对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整体发展具有意义。对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乡村文化传承所蕴含的价值建构、社会培育等作用绝不能低估。

  今天,农村及其所承载的人群——农民,因为长期的资源输出和急剧的文化转型,在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逐渐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短板,再一次成为社会“帮扶”和“反哺”的对象。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以全球化、都市化为特征的现代生活的迅速普及,乡村文化的连续性、系统性、整体性已严重受损,原本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乡村正经历巨变,出现凋零趋势。

  细察当前中国乡村发展所出现的问题是:村落大批消失或“空心化”问题突出,劳动力大量外流;传统价值认同日益衰落,公共文化传统普遍弱化;村落自治精英匮乏,发展能力不足。许多问题都是基于上述三个方面而发生,如国家多渠道下行的涉农资金与村落自身发展需求缺乏有效对接,因缺乏第三方监督,在改善民生方面有事倍功半之弊,一旦有外来资本进入村落,经常会与村落自身发展诉求脱节,甚至使村落沦为外来资本博弈的平台。但与此同时,当代乡村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许多地区村民自发兴起编村志、修家谱等热潮,表现出一定的文化自觉,还有一些在地方政府支持下,乡村记忆馆、村史馆、民俗博物馆、文化礼堂等公共文化设施在村落中大量涌现,上述现象无疑是可喜的。

  村民文化,不等同“民俗”

  细看已有的村落研究,往往将村民文化的全部等同于“民俗”,似乎村民的文化生命要依凭在“民俗传承”方面的担当来衡量,厘清民与俗的关系,有助于拨开笼罩于民俗乃至村落研究之上的迷雾。

  民俗的本质是民众主体的文化创造,民俗传统,即是民众在长期生活实践中,以约定俗成的方式,促使某种价值规范发生,从世俗到超验的升华过程。当然,这一升化过程绝非短期所能成就,也非一成不变,而是始终呈现出活态性质。再有力的国家行政运作,也无法改变民俗的民众主体地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民俗的民众实践性质与总体发展态势。

  近年来对于诸多村落的近距离观察,使我更加确信:在当下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浪潮中,民俗传统并未灰飞烟灭,而是变得更富弹性与多元。在有些地方,或有村落因人去村空而突然终结,或因外来人口不断涌入而攒聚成“村”。民众基于当下社会剧变态势,在“因缘成事”“见景生情”中引发的人口聚散,当是理解这一现象的重要维度,其中可以观察到民俗传统在当代社会中的延续与活用。

  民俗的形成与变迁,离不开知识精英的引领与民众群体的生活实践。我们在华北地区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很多民俗传统一开始都是作为事件应激之文化调适而出现的,如村落形成之初的生存所需、灾乱年头的秩序维持、太平时期对发展机遇的捕捉等。这种因事件应激而形成的文化调适,不会随事件的结束而彻底消失,而是逐渐沉淀、扩散于村落日常生活中,作为社会经验而有所传递,并有可能在后发事件中被选择性、创造性地运用,由此磨合为一种社区行为模式。此后,当又有事件发生,需要动员村落社区力量的时候,社区行为模式就会首先被触动,进而在新的文化调适中,形成对于当下事件的应激反应。在事件应激、文化调适与社区行为模式之间的循环互动过程中,离不开少数文化精英的引领与运作,并最终沉淀为民俗传统。少数知识精英的行为在受当时社会情势激发之时,他对当时国家政治态势的估测,与对当地民众行为及心理的揣度,是其行为选择的关键性依据。

  关注“民生”,更要体察“民心”

  走进村落,不仅要关注“民生”,更要体察“民心”,这就需要在生活史与心态史的双重维度体察村民感受,包括村民对自身文化的阐释,此时,传统的学术工具似乎不再那么灵光。

  在村落调查中,经常会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历史上的某一事件,会频繁地被村民谈及,还被附加上了许多新的创造?为什么是历史上的这一事件而不是另一事件,频繁地被这一地方而不是另一地方的人所持续关注,并塑造出这样而不是别样的传统?显然,村落社会自有其文化选择与传承、再造的公共机制,而个人行为或历史意外事件的发生则有可能成为某种契机。

  村民既关注自身文化传承的历时性状况,也关注其在当下生活中的意义。当今学者的村落民俗志书写,就必须在具体的村落社会空间中将二者结合起来,关注某一民俗传统从过去向现在的建构过程与多元指向,并特别聚焦其主体表述。对具体民俗事象的研究,需要首先关注民众的各种阐释,然后在各种阐释之间寻找关联,总结其叙事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还原“社会事实”,建构意义关联。事实上,我们当下在田野中所见的“民俗传统”,大多都已在官方、知识精英与民众的不断互动中,经历过无数次的改写,只是我们难以知情而已。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关注民俗的历史脉络的同时,要特别关注村民在不同社会语境中的创造能力及创造逻辑,关注民俗的“结构过程”。

  一般说来,学者在进入村落进行调查时,多会寻找合适的合作者,他们不仅能够提供丰富的乡村生活资料,还能为学者搭建更多的田野关系提供便利。这在田野调查中无疑是必要的,但不应仅仅视作一种具体操作技术,还应进一步追索其方法论意义。传统意义上的民俗调查,往往通过对村民访谈而获得的田野资料,来确定不同村落或更大地域单元之间的文化异同,再结合史料推断民俗的历时性传承或变异。对于民俗事象的横向比较与纵向钩沉,构成了传统民俗学的基本研究模式。

  2016年夏,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策划的“山东村落田野研究”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规划资助项目,并以山东村落为单元最终出版著作20种。鉴于以往村落民俗志中少有村民的内部视角,我们提出以“深描村落生活,凸显村民主体,梳理乡土文脉,展现国情底色”为原则,鼓励学者与村民在田野调查深度合作,期望在村落民俗志书写中尽量呈现二者的不同视角,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民俗知识的“从民众中来,到民众中去”。现在看来,初衷远未实现,但在这一过程中的某些尝试却值得继续探讨。对于村民的民俗知识不妄加评论,而是采用现象描述的方式予以留存,可以更真实地呈现村民心态。初入田野者,容易囿于自我知识之“先见”,对于村落民俗匆遽地下判断。比如对于村民的信仰活动,或评判其是否迷信,或质疑其佛道混杂,而不能理解这些活动与中华文化传统、地方社区公益传统、村民生活实用等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村民的心目中,到访的学者在现实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因而可能会期望这次访谈活动能对自身境遇的改善有所帮助。一些有见识的村民,会揣摩学者心思而对其民俗知识加以改装,往学者这边贴靠。他们一旦察觉到学者话语有助于自我或本家本村的“增值”,往往就会抛弃己见,欣然赞同学者的说法,甚至热心地帮助寻找证据。

  重要的民俗资料提供者,通常属于村民心目中“会看事”“会办事”“会说话”的人,经常代表村民向外人述说“村落文化”。他们的话语,当然也会经过其自身的选择、加工,因而具有个人色彩。还应在村落民俗志书写中尽量体现村民的日常生活视角,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知识形式,包括口述、物象、仪式、文字等,乃是在长期的“过日子”中凝结而成,其意义是将个人、群体乃至村落的历史、当下与未来贯穿起来。这需要学者既关注村落的历史脉络,又要聚焦当今村民的关注焦点,以此体悟村民的话语叙事。

  守正传承,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学界劲吹“田野风”,进入村落成为时尚,特别是一些有老建筑遗存的古村,人们更是纷至沓来。热衷于进村者,并非都出于对村落价值的珍视与对村落发展的关怀,但对村落的影响却是强大而持久的。

  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国家战略聚焦乡村,社会资本涌入乡村,乡村成为当代社会的“宝地”。

  毋庸讳言,面对全球化、现代化的急速发展,乡村社会的自然生态与人文传统是脆弱的,由此在当下呈现出普遍凋零的趋势,但村落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地,村民是绝不可轻忽的文化传承主体,何况乡村社会的良好发展乃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其中所积淀的传统智慧对于人类未来发展弥足珍贵。村落民俗志书写,是中国近现代学术谱系中的重要传统,在当下具有特殊意义。

  在乡村社会发生剧变、村落大量消失的当今之世,村落民俗志书写亟需以深度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兼顾民俗的传承与变迁、自治与他律的动力机制,挖掘村落内蕴的传统智慧,促进对村落社会、民俗传统的准确认知与理解。以此为基础,阐述其对国家或地方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意义,探讨如何通过民俗文化传承以济世致用,助推当代乡村振兴战略。当代村落民俗志书写要达至上述目标,就必须要调动村民和基层文化工作者的深度参与,在文本中彰显民间立场,赋予村落民俗志书写以多层级的文化意义。真正的村落民俗志,既应以写实笔法呈现真实村落生活,向社会提供一份可信的国情资料,其书写过程本身又构成一种社会实践,促进村民在当代乡村文化传承乃至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自觉行动,探索在政府和民间搭建起关于当代社会发展的磋商平台。

  有着长达数千年“层累”优势的中国文化,其发育发展离不开中国乡村社会土壤,其思想内涵在村落生活中有丰富积存。因此,这种实验式村落民俗志书写还应在深描之中提炼理论话语,从国家推行、精英阐发与民众实践等维度对中国文化作交互式理解,特别是发掘与分析中国文化的民间表达形式与传承机制,以小见大地阐述中国社会的人文传统、基本国情与发展道路。

  (作者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民俗学会会长)

  文章来源:《联合日报》2019-03-26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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