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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葵]现代日本社会的“祭礼”
——以都市民俗学为视角
  作者:王晓葵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12-11 | 点击数:1432
 

摘    要:祭与祭礼,是日本社会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是民俗学一直关注的对象。传统的祭和祭礼,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很多新的特征,使传统的民俗学的解释框架面临失效的危机。研究祭和祭礼,不但是了解日本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视角,也蕴含着都市民俗学发展的重要的可能性。

关键词:祭;祭礼;都市民俗;传承;

作者简介:王晓葵(1964-),男,河北省文安县人,学术博士,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广东深圳,518055);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灾害文化的中日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42S05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导言

  在日语中,祭(maturi)、祭礼,属于相关但是意义不同的概念。祭本来是祭祀神灵和祖先的信仰仪式,人们通过在神社等举行的祭拜和艺能表演等活动,祈求神灵或祖灵保佑全家平安、作物丰收、买卖兴旺。也藉此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和也对祖先的敬仰与情感。祭的组织和举行,也常常成为地域共同体或信仰共同体通过现实可感的空间,确认和强化认同的过程。

  而祭礼的产生是源于祭的仪式化和娱乐化。对此,柳田国男在《日本の祭》(1962)中,有一个简要的说明,他认为,祭主要是人与神灵、祖灵沟通的形式,以信仰和宗教的意义为中心。而祭礼是祭的一种变化形式,含有艺术表演的成分,以及有观赏者观看。这是祭礼不同于祭的最大之处。从祭到祭礼的变化,是日本祭的文化的一个重要转折。柳田国男从发生的角度探讨了祭到祭礼的发展脉络,他说,

  日本的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简而言之就是观赏人群的出现,也就是说参加祭的人们中,有些人并无共同的信仰,他们从审美的立场出发,来观赏祭的过程。这样一来,都市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也让我们对童年的记忆变得快乐。但是,这也慢慢侵蚀了以神社为中心的信仰体系,最终导致人们居住在村里,但是只是以观赏的心态去看待祭。这样的观念当然不是近世以来才有的。在明治以前,就已经渗透在村落之中了。村里年景好的时候,农民们总是要把“可看的祭”搞得华美热闹。而这个和他们原来固有的代代传承的感觉,对神灵和祖先的祭祀的义务责任并不矛盾。古老的习俗和新式的做法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祭礼。

  柳田国男的说明,简单归纳起来,从祭到祭礼的变化,是从信仰世界扩展到人类生活中审美以及更广泛领域的一个过程,从人神沟通到和人人沟通的并存,这个变化虽然对原有的信仰形态有所影响,但是,让不具备共同信仰的人,在祭礼中通过娱乐和观赏产生共同性,是时代变化的一种重要现象。

  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日本基本完成了都市化的转变,在都市举行的祭和祭礼也不断增加,而且在乡村地带举行的传统的祭和祭礼,也受到都市的影响,逐渐改变其方式和形态,因此,日本民俗学关于祭和祭礼的研究,也逐渐转向都市祭礼。民俗学家茂木荣对此做了如下总结,他认为日本民俗学通常把三类祭礼作为研究对象,第一类是在都市的神社寺庙举行的传统祭礼,特点是有各种祭神的活动以及牵引山车、轿台游行的活动,其组织者主要是神职人员或者当地街区的居民组织。第二类是在都市举行的非传统型的以祭冠名的节庆活动。这一类活动包含各种博览会、节日庆典等,通常在都市广场、城市干道、露天剧场等举行。其中有诸如游行、街市贸易、比舞赛歌等竞技以及各种表演。其主办者主要为当地政府、观光协会、青年组织、商工会议所、居民团体等。第三类是都市之外举行的非传统的新式祭礼,这一类是第二类祭礼在城市之外地区的翻版,在接受了城市文化洗礼的农林渔村地带举行。

  茂木荣的总结基本概括了日本都市化完成后祭礼的现状。他认为,第一类的祭礼原本是民俗学一直关注的对象,也有很多研究的积累,而第二类和第三类则是今后都市民俗学的目标。

  但是,都市民俗学在其诞生之初,就面临一个学术难点,就是如何把握城市中的传承性行为。众所周知,日本民俗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传承”,虽然这个概念从诞生至今几经修改,但是,其核心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柳田国男把自己的民俗学定义为“民间传承”的研究。所谓传承,是指文化的时间性移动的概念,它是一个和传播(文化的空间性移动)对应的词语。它有两个含义,广义上指上一代通过语言或动作以及动作的结果传授、下一代通过听或看来继承这样的一种相互作用的行为。前者(通过语言传授)是口头传承,后者(通过动作和动作的结果传授)是行为传承。关于口头传承,不仅传授行为,传授内容如神话、民间故事、民谣等都称为传承,甚至传授手段即语言也被传承下来。狭义的传承通常伴随着某种模式(或形式,惯例),亦即经过超越世代的反复延续而形成的一种模式(或形式、惯例),被延续下来就成为传承。传承当然是基层文化,但是属于上层文化的传统戏剧、武术、工艺等领域、也有传承的因素。

  从这个定义出发,传承的特征通常被认为有如下几个特征,1.是类型的而非个性的,2.是反复的而非一次性的,3.是集团的而非个人的,4.是基层文化而非上层文化。传统的祭的形式和组织形态,都带有上述传承的特征。如茂木荣归纳的第一类,祭礼通常由神社的神职人员,或者当地住民组织主办并共同参与,其规范和形式在世代传承过程之中虽有损益,但主要部分则保持不变。而且过去这类祭礼都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参加者基本是地域共同体成员,并不接受外人参与。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传承母体,或者是神社寺庙,或者是地域组织,他们是祭礼的施行者,也是信仰的主体。在以往的研究中,透过对祭礼从准备到实行的全过程的分析,便可以揭示这个传承母体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原理和形态特征。

  但是,第二类和第三类的都市祭礼的产生,以及第一类祭礼发生的变化,使得民俗学原来以分析传承母体和传承性事项的解释框架失效。因为第二类和第三类的祭礼,往往以开放的形式,允许外部人员参加,原有的传承母体的概念无法概括这些人群的特征,而且传承的内容和以前相比,保持与传达逐渐转换为创造与生成,因此,分析新时代的祭礼,不但是了解城市化社会日常与非日常生活之间关系的需要,也是对民俗学向现代转型的挑战。

  本文通过爱知县的花祭和起源自高知县的YOSAKOI祭,并联系几个相关的事例,讨论现代日本祭礼的基本特征,同时结合传承和传承母体这两个基本概念,探讨都市民俗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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