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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永逸]社会组织、治理与节庆:1930年代平郊的青苗会
  作者:岳永逸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5-05 | 点击数:1759
 

摘要:节庆已经被习惯性地界定为日常生活的反动、间歇与休闲。20世纪30年代,因应社会变迁而处于演进状态的北平北郊清河一带的青苗会,依旧是乡土社会强有力的社会组织,除原本有的看青职能之外,新增了保卫一定地界范围内群体成员生命财产安全、对外交际和兴办学校等多种功能。只有在交了地钱与底钱之后,青苗会内的成员才能参加谢秋时的祭神与聚餐等庆典。因此,以节庆形态表现出来的青苗会实则是特定群体的成员在履行其责任与义务之后而享有的权利。作为节庆的青苗会,实则是因应特定生产生活而与时俱进的地方化的社会治理机制。事实上,这种强调“治”的规范也是所有似乎以“乱”为表征的中国节庆的潜在基础与共性。

关键词:节庆;青苗会;政治组织;社会治理;

作者简介:岳永逸(1972-),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生活文化传承研究中心主任。(北京,100875)

 


跳出节庆看节庆

  在当下日新月异的中国,繁忙紧张的日常生活中也间杂着不同序列及缘起的多种节庆(节日)。无论哪种,因为其群体性、仪式感以及不事劳作的休闲等共性,节庆已经被习惯性地视为是对日常生活的反动。人们更喜欢强调节庆的狂欢、非常、反结构的“热闹”“红火”的一面,至少也要强调其与忙碌、紧张的日常相对立的休闲/闲暇、娱乐、放松的一面,强调其之于常态生活调节的节律之美。

  在此语境下,作为地方社会一种盛大的节庆,甘肃岷县的青苗会和青海土族地区的青苗会已经吸引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关注、记录与书写。然而,除少数研究关注其对于民族杂居的边陲地区的整合与治理的功效之外,媒介写作大抵注目的是青苗会外现的神圣、非常、狂欢等节庆属性,忽视青苗会作为一种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乡村政治组织的社团属性、日常运作、时代特征以及在节庆现场之规范、参与者之责任和义务的强调。有鉴于此,我们或者可以从节庆发生和形成的过程视角,对在特定时空上演的热闹、红火的节庆之“终端”的认知也就有可能更加全面。

  换言之,对已经被先入为主的界定为节庆的青苗会的审视,我们有必要回到在社会史研究中,对作为乡土社会一种组织的青苗会之经济、政治属性加以厘清。就目前对华北青苗会作为社会组织的研究,正如杜赞奇之经典研究所呈现的那样,研究者主要依赖的是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40-1944年期间在河北良乡吴店村、顺义沙井村、栾城寺北柴村、昌黎侯家营,山东恩县后夏寨、历城冷水沟村等地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中的材料。此前的青苗会在华北乡村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它有着怎样的演进历程?在此意义上,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万树庸、蒋旨昂、沈兆麟等分别对清河实验区黄土北店、卢家村、平郊村(前八家村)的调查研究,就意义非凡。

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当我们把与青苗会相关的清代顺天府档案放置在相应社会历史的大语境下进行细读就会发现:华北青苗会有据可查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且19世纪中期以降,青苗会的职能已经由单一的看青发展为支应官差、经管公产、办理河工、维持村庄秩序等多种职能,担负起了应对来自朝廷、地方政府的差徭等官治以及村庄范围内的自治事务。在此过程中,因穷于应对太平天国、鸦片战争、捻军起义,朝廷不得不加大对地方社会的攫取力度。这种攫取反而强化了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能力,从而对原本相对安定、承平的乡村产生了巨大的外部压力。与此同时,村庄内部的张力也剧增。民国初年,山东个别村庄一度出现了专门的偷青组织——贼社。因此,青苗会会头与绝大多数村民之间的共通利益在加强村庄内聚力的同时,也使得青苗会的组织结构日益完善。在此意义上,自发的青苗会之自治属性也就多了有着国家渗透并管控地方的“官治”之复杂意涵。换言之,在其发展历程中,青苗会在自治与官治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与妥协,甚或说“共谋”。

  进入民国之后,诸如山东泰安大眼滴这样经常遭受战乱的村子,不但青苗会的组织——义坡会得以进一步完善,红枪会、无极道会也应时而生,在村中安营扎寨,盛极一时。在与国家自上而下渗透的权力之既冲突又融合博弈过程中,在相当意义上使得原本源生于农业和乡土社会生活的青苗会进一步“走向成熟”,与乡村的基层政权合二为一,直至被保甲制所遮蔽。当然,也有山西徐沟那样的情形。因为当地的“大社”组织格外发达,使得青苗会——巡田会/房——仅仅是大社的一部分,而且巡田会只履行看青的职能,不涉及村庄其他事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社会调查运动风起云涌。距离燕京大学不远的北平郊区的清河镇及其周围的四十个村子约二百多方里,有着相似的物候、生态与生产生活方式。1928年,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任系主任许仕廉的主持下,燕京大学在此创办成立清河实验区。有鉴于两万五千人口的生产形态、日常生计、人生仪礼、宗教信仰、交往、集市贸易的同质性、整体性和清河镇的向心力,赵承信、黄迪创新性地将这个实验区命名为“村镇社区”,借以强调其一体性和乡土中国的基层社会的结构,以及其不同于“都市社区”(Metropolitan Community)和“初民社区”(Primitiveor Tribal Community)的特质。自然而然,在长达数年对清河这一村镇社区的社会调查中,长久存在的青苗会进入了调查者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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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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