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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中国人的“生活革命”
  作者:周星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6-01 | 点击数:1914
 

  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促使普通人民以衣食住用行等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立场看,所有这些千变万化的趋势可以归纳为一个词:“生活革命”。

  丰衣足食的现实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民生,促使普通人民以衣食住用行等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立场看,所有这些千变万化的趋势可以归纳为一个词:“生活革命”。

  从“瑞雪兆丰年”的谚语,到“年年有余(鱼)”的年夜饭,……几百年来,中国老百姓的梦想就是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现在这已成为了现实。

  就饮食生活而言,半个多世纪的变迁轨迹,大体经历了“欠食”、“饱食”、“过食”、“美食”、“节食”等不断改善的阶段。1950-1970年代,老百姓曾体验过饥饿和“欠食”的苦难,食物长期短缺,粮食、食油、肉类、甚至豆腐和蔬菜等都采取了凭票供应的配给制。1980-1990年代,农村改革和城乡流通领域的搞活,使得民众不再饿肚子,很快地中国就进入“饱食”的时代。经过一段能够吃饱的时期,人们的饮食消费逐渐出现了“过食”倾向,这比较突出地体现在通过聚餐宴请而炫耀的趣好,也算是一种中国式的“夸富宴”(potlatch)。“过食”的倾向不仅导致攀比,还催生了令人担忧的“肥胖问题”;特别是炫耀性宴会消费,引发了严重的食物浪费。“饱食”、“过食”之后,便是“美食”时代。1982年陆文夫发表小说《美食家》,那个时候,追求美食还只是一种特例,但到新世纪初,几乎人人都可成为“美食家”了。2012年中央电视台的美食节目《舌尖上的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似乎可以说明中国城乡眼下仍处于普遍追求“美食”的阶段,也因此,“吃货”一词由贬义转为褒义,自称“吃货”的人成倍增加。

  大约从1990年代起,城乡居民的膳食结构不断得到改善,肉、蛋、禽、水产品等高蛋白食品的比重大幅提升。但进入21世纪以来,以城镇居民为主,人们对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健康食品的追求逐渐彰显,一个通过饮食达致“养生”的时代正悄然而至。在这个新的时代,和饮食“养生”并行不悖的是,以中产阶层的审美趣好为导向,“节食”减肥日渐时尚。当然,不应忘记的还有西式快餐的进入、以方便面为主的方便食品的兴起、外食(餐饮)产业的巨大发展、分餐制的受挫和自助餐的流行、各大地方菜系“越境”聚会于南北各大中城市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人饮食生活变革趋势的组成部分。

  就服装生活而言,改革开放前,由于国民经济濒临破产,连布匹也需凭票供应。“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既是对当年朴素美德的赞赏,也是对生活拮据窘迫的描述;母亲只有在过年时才能为孩子准备一件新衣,哥哥姐姐的旧衣要由弟弟妹妹们接着穿。1960-197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制服社会”,正如“老三色”一词所说,人民的衣着非常单调,黄色、蓝色和灰色的中山服或“军便服”成为国人装束的标配,显示人民的服装生活几乎被统一。1980年代,街上流行红裙子,社会进入服装自由化的新时代,穿着不再是极端意识形态指责的对象,而是个人的自由。19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成衣产业基本满足了人民的服装生活需求。很快地,补丁衣服彻底消失,民间裁缝业日渐萎缩,居民家庭缝纫机不再使用。自1981年10月北京饭店举办“文革”结束后首次时装表演以来,“模特儿”逐渐成为令人向往的职业,时装化也逐渐成为国民服装生活的大趋势。进入21世纪,普通民众的服装审美日益多元化,2010年代则进一步品牌化、国际化和个性化。

  已有广厦千万间

  唐朝诗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千古提问,“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体上已有了答案。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33平方米,同年农村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为37平方米。不仅如此,中国人的住房自有率比例在全世界最高,达90%。最近的调查显示,甚至80后、90后的年轻人住房自有率也已高达70%。数据说明普通民众的居住问题已经初步解决,眼下那些对房子的“刚需”,主要是由人口的都市聚集及过度欲望(对“豪宅”、“别墅”的想象和追求)所产生的。

  几十年来,老百姓住房改善的幅度之大有目共睹。1970年代,各地农村基本是破旧的民房,城镇也大都是水泥结构的简易筒子楼。1980年代,农村掀起“盖房热”,但新建的房屋主要还是地方特色的“民居”。1990年代以后,城市住房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促成了房地产市场的形成;伴随着都市化的进程,都市型生活方式也在全国初步确立并迅速普及,这意味着单元楼房的以明快、舒适、卫生(室内冲水马桶和淋浴)和便捷(上下水、煤气、电、网络等)的居家日常生活成为现实。1990-2000年代,各地进城打工后返乡盖房的青壮年农民,不再满足当地传统的民居形制,而更多选择模仿城里的楼房,这说明以单元楼房为基本形态的居住生活方式,正在从大中城市经地方城镇逐渐地向农村普及,不仅如此,房屋装修的豪华化趋势也从城镇蔓延到乡下。    

  由于房地产市场仅提供“毛坯房”(或简易装修),全国各地的装修建材市场便日趋繁荣,因此,普通民众的现代起居生活也就更具多样性,因为它取决于主人在装修房屋时的自由裁量。居住方式也发生变化,青年人婚后普遍与父母别居,这使以前曾令人困扰的婆媳关系的压力大幅度缓解,以年轻夫妇和未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成为都市居家生活的主流,三代或四世同堂的情形迅速成为历史。

  “生活机器”和“媒体机器”的普及

  都市型居住生活方式,也与家具的现代化和各类家用电器的普及密不可分。1980-1990年代,沙发、席梦思、床头柜、茶几、大立柜之类的组合型家具逐渐进入城乡居民的室内,且多是通过新婚洞房布置的方式得以普及的。接下来的发展,一方面是家具的高级化和精致化,另一方面则是日常生活用具、用品的塑料化、金属化、合金化。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各种现代化的“生活机器”和“媒体机器”迅速地涌入寻常百姓之家。

   1970年代的女子择偶条件是“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到1980年代,曾经的“老三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很快就被“新三件”(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所替代。1990年代进一步发展到彩电、空调、固定电话或汽车、住房等,“三大件”之说已很难再有明确的涵义。虽然和城市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到2012年,农村居民的彩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和移动电话的每百户拥有量,也分别达到了116.9部、67.3部、67.2部、62.3辆、197.8部。

  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电饭煲、冰箱、抽油烟机等“生活机器”的普及,不仅带来直接的“厨房革命”,还彻底改变了家务劳动的形态与格局,并深刻影响到家庭成员间的分工协作。除了“生活机器”,收音机、电视机、电脑、固定电话和手机等“媒体机器”,也日益显现出其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存在感。特别是2000-2010年代,电脑(从台式电脑到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逐渐拓展了家庭乃至个人的信息环境,看电视、上网络成为城乡居民获取信息和娱乐的基本路径,手机则成为家庭及个人主要的社交联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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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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