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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乡土社会中传承的，另一类是在市民社会中传承的。现在对后一类的关注比较多，而对乡土社会的非遗及其传承人的保护缺乏足够的关注;对与物质文化关系密切的非遗关注较多，而对具有意识形态特点的非遗关注很少。实行分类保护，已经迫不及待。”刘锡诚说。
保护要有规划。朱永新认为，特别是对于濒危的、面临失传的非遗，应该有一个清单。要做规划，先抢救那些最濒危的、面临失传的，比如一些传承人去世了就没有了的非遗，至少要做纪录片，留下影像资料。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动漫研究中心主任邓丽丽更关注广义上的“人”的保护，“非遗保护和传承一定和人有关系，但是这个人是包括了好几种类型的人，一个是项目本身的执行人，一个是项目的传承人，还有政府、社会力量和消费者。非遗的传承和保护需要这几部分的人共同努力，走特色集聚发展之路。”
要有政策更要有创新
非遗的传承与保护，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民俗学专家杨利慧提出，“各个地方得到非遗名号，或者个人得到传承人名号以后，国家应建立复查制度，把政府、专家、传承人相关的人士召集到一起，探讨现存问题，研究解决方案，这样才能切实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遗已经有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根据每一地区不同的情况做具体细节的诠释。”邓丽丽去年做了一个研究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对策的课题。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非遗保护是应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值得思考。我觉得让转承人自身对非遗有更深刻的认识和自豪感是更重要的，因此发挥社区的能动性非常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安德明表示。他认为应处理好非遗保护本真性和创造性的关系，保护非遗必须原汁原味限制了文化自身发展的活力，要想让非遗在现代社会有生命力，做到长期继承，就要尊重社区和传承人在社会发展新形势下的创造和发挥。
“没错，新时代社会背景产生了新的文化创意，需要转型提升非遗项目形象，定位它的文化价值。”无锡惠山泥人传承人赵建高，对于非遗项目未来发展方向有着自己的认识。他们将惠山泥人这个老字号带进了古运河畔，探索出了一条将非遗文化与旅游、时尚体验相结合的路子。
吕铁智也曾带着人做风筝走向市场，但他却有着自己的困惑。“商业化之后，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做好东西。因为脑子全在市场上，人家喜欢什么你做什么，这样就不会做出更好的东西。到底是应该把手艺更商业化还是精益求精地去创作?”吕铁智觉得，走向市场要掌握好一个度，而让非遗走向市场更重要的一个渠道是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每一个民间文化作品都依附在一个民俗活动中。“一个东西有了普及才能有提高。如果大家都只放‘屁帘儿’风筝，孩子们自然就很难喜欢‘沙燕儿’风筝。”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民俗学专家萧放也持相同观点。“如果生活中的一些仪式活动需要某些民俗产品，这些民俗产品自然就有了生存的可能。这就是社会环境的问题，也是社区习惯养成的问题。所以，要通过传统教育和社区环境的养成、社会力量的协同参与，让人们从小就对非遗有兴趣和情感，从而成为广义上的传承人群，而不是仅靠着几个传承人去做。”萧放表示。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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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政协报 2015年11月02日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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