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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中国的世俗性也相当明显。法国著名的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与基督教》一文中指出，明末清初中国下层民众往往把“中国的传统和行为，移植到基督教的圣性和神圣事物方面去”⑤。下层民众入教后，仍然保持着中国的传统信仰心态。他们自己订下的许多规矩也是以民间信仰为准则的。例如，规定某一天为禁食日，在那一天不能杀鸡，妇女不能梳头；有的地方规定妇女月经期间不准读经，不能进教堂，不能领圣餐；不准用黄颜色的东西，认为黄色不吉祥；不能在非信徒家中吃饭，认为那是不洁之物等等。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禁忌及民间信仰的影子。有些地方的传道人，甚至利用神迹、异梦、异象等民间信仰的因素来吸引民众信教。有些信徒把圣经当成护身符或压邪镇恶的法宝，把“哈利路亚”当成是赶鬼驱魔时的咒语⑦，这些都是中国基督教受传统的民间信仰影响的结果。
三、民间信仰影响了中国宗教的组织建设
分散性，是民间信仰的特征之一。民间信仰本身缺乏严密而系统的组织，然而，这并不影响其对宗教组织建设所作的贡献。其对中国宗教组织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教徒来源以及教团组织的影响。
举道教为例，其教徒的形成及组织的建立，便与民间信仰有很深的渊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出现了方士。方士，正是道教的先驱，其脱胎于古代的巫祝，是古代人神关系的沟通者。他们作为道士的前身，为道教的形成， 提供了骨干队伍。而民间流行的巫鬼道，也为五斗米道的产生准备了条件。秦汉时期，巫鬼道盛行于民间，巫觋以巫术请神驱鬼，发展巫鬼道徒。胡孚琛、吕锡琛的《道学通论》载，“巫鬼道本是古代原始宗教的遗存，它和民间俗神信仰、家族祭祀、禳灾却祸、请神疗病、送葬求雨等民俗活动密切结合，在社会上根深蒂固。”⑧这股势力在巴蜀地区尤为强大。张陵进巴蜀传道时，便与巴蜀地区流行的巫鬼道发生冲突。据道书载，张陵以道法降服八部鬼帅、六大魔王，迫使巫觋归顺天师道，使天师道在巴蜀扎下了根。张陵、张衡死后，张修掌握教权，将天师道的教法与巫鬼道相结合，简化为五斗米道。“实际上，早期道教就是在改造民间巫鬼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⑨。可见，早期民间流行的信仰对道教组织建设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佛教初传入中国时，也是依附于中国传统的神仙信仰及黄老崇拜的。《四十二章经》云：“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住动天地。”⑩可见，在汉代人头脑中，佛教之神与中国古代的神仙并无两样。对中国传统信仰的依附，使得外来的佛教在中国民众中具有了亲和力，有利于佛教信徒队伍的扩大，大大加快了佛教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及壮大。
而对于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而言，民间信仰对其组织建设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正是共同的信仰，才使得各行各业、各个地方的人能够走到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成员间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不幸遭遇，往往是民间宗教组织成立和壮大的根源，而共同的信仰则为组织的成立提供了旗帜。有了共同的旗帜，凝聚力便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由于民间宗教的成员大部分文化素质不是很高，其共同的信仰也往往取材于民间，与民间信仰有关。民间宗教所信奉的神祇，很多便是由民间信仰、道教、佛教中的神灵杂糅而成的。如许多民间宗教所共同信奉的最高女神无生老母，便是古代传说中的西王母与佛教的观世音组合而成的。民间宗教继承了民间信仰的造神技术，造出了许许多多有中国特色的神，包括把其教主上升为神灵等。庞杂的神灵信仰结合一些神秘的仪式，是这些民间宗教吸引信众、扩大规模的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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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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