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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随身带的书
偶见赵俪生先生所著的《篱槿堂自叙》，内有《一个既过过五关，又走过麦城的人——记我所知道的张申府先生》，特别引起我的兴趣。张先生是中国的创始人之一，还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然而1957年竟被打成右派，与数百万中下层知识分子同堕劫尘。前几年《余绍宋日记》影印出版，阅后得知他也是先师的好友，于是更想了解张先生的沉浮之由了。
读此文，方知赵君是申府先生在清华大学的学生。书中写赵在建国后听苏联专家讲学时，遇到申府先生：
他随身带着一部木刻线装书，一套四本，我拿过来打开一看，竟是一部《麻衣相书》。呜呼，张先生竟研究起这种东西来了，怎不叫人吃惊!
赵君据此大发感慨，此处从略。且说赵1987年春应邀访美，康涅狄格州威斯利大学舒瓦兹(Yara Schwarz)副教授约他去谈张申府事。赵君写道：
与其说我能帮助她些什么，勿宁说，她倒告诉了我许多有关张的事。例如她说，张写“划江而治”一文的背景，是李宗仁。她又说，张曾亲口对她说，当年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长，张是馆长室秘书，馆长不在时可以代拆代行。有一次，毛先生缴来职应由他缮写的一份材料。可能缮写的工整程度不满李的意吧，李叫张转毛重缮一份。张回忆说，他非常客气地对毛说“请拿回去重作一道”，他看到对方的脸上露了不愉快的神色(后来，我偶然读到一本有关陈伯达的书，那里边说，当陈初到延安，初与毛先生相见时，当毛得知陈是从北平出来的，他即刻打听张申府的下落，足见毛先生一直将张惦记在心)。
其实，申府先生未免多心了吧?建国后，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到批判俞平伯、胡适和胡风，对知识分子毫无例外都要进行思想改造。哲学家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都一次一次地作自我检讨，冯友兰的每一次检查，都见诸报端，由于肯交待、肯自我否定，虽然还是被看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都逃脱了反右的“天罗地网”。哲学家平时“谈空说有”，高深莫测，但遇到威权，也不免“拄杖落手”，和俗人一样舍而“趋利避祸”的。申府先生却与之不同，一贯不顾利害，独持己见，1948年那年，竟在储安平的《观察》上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结果被他参与创立的民盟开除盟籍，《人民日报》更斥之为“叛徒”。在东北解放区的其妻刘清扬也立即登报宣布离婚。建国后，在举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中，申府先生却又大谈罗素，提倡“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还拉上了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真是不识时务之至!反右时，张又出来支持章伯钧、罗隆基。这在躺着也中箭的“阳谋”运动中，怎么会不被打成右派呢?据说周恩来曾说过这样的话：“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思想着了迷。”这还是恕词吧?若按当时的调子，应当是：“捡起封资修的破烂，与毛泽东思想对着干，反动透顶。该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此话如今听来杀气腾腾，却是当时开斗争会时不绝于耳的，并不始于“文革”。孙大雨教授告诉我，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中苏友好大厦(后改为上海展览馆)召开文教界人士座谈会，在座有位苏某，发言中提到他，就曾建议要如此惩办。据说罗稷南先生“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样”之问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
《麻衣神相》是伪书
说远了，回到《麻衣神相》吧。申府先生将此书随身携带，想来不是随意翻翻，大概是想靠它指点迷津的。申府先生不知道，虽然谈相者言必称《麻衣》，而其书却是一本十足的伪书。其书号称是麻衣道者传与陈抟的，但《宋史·艺文志》上却并无著录。《明史·艺文志》上有鲍栗之《麻衣相法》七卷，据程敏政《篁墩文集·麻衣相法序》说是其友鲍栗之“以麻衣之书散出无统，集而刋之，凡他说之有渉于相人者，又取附之”，可见成书实在明代。今本有倪岳序，倪也是明朝人。至于其他相书，也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上文提到林昌彝说可信的两本，那本《皇谕风鉴》，湖南相士赵元臣自言曾得其书，“挟其术游粤东，所言前后运多奇验”。其书未得见，赵元臣其人亦不见他书记录，不敢妄论。至于另一本《太清神鉴》，则幸曾寓目，其书据说是五代王朴所著，但与一般的相书无甚差异，不知是否也属冒牌货。清代以前的相书，大多被《古今图书集成》收录，道光年间出了一部《神相全编》，细核其书，实从《集成》抄出。这部相书不过是资料的汇集而已，其中大部分内容显系后人伪托。如该书卷首题“宋希夷陈抟秘传、明柳庄袁忠彻订正”，而检其篇目，有署名鬼谷子的《相辨微芒》《相妇人歌》等篇，署名许负的《相德器》《相口》《相齿》《相舌》《听声》等篇，均语言鄙俚，哪有一丝一毫先秦两汉人的口吻?该书还有《柳庄杂论》一篇，全抄《太清神鉴》中的《杂说》而易其题，《女人九善相》《女人九恶相》则连题带文均攘自前书。袁忠彻人品虽有欠缺，但尚不至于像如今学界中某些人那样无法无天吧。全书随意滥收，毫无征验，只能无聊时消磨时日而已。
然而，申府先生曾预言钱默存先生与张岱年先生“并为国宝”，倒是说准了一半的(鄙见岱年先生于“国宝”尚未达一间)，但这应当属于和郭泰、许劭相近的 “人伦月旦”之评，与相术毫不相干的，然而也不过是偶尔言中罢了。从他的一生来看，看错的人和事多矣，谈不上有什么“知人之鉴”的。但在这点上我们也不能苛责申府先生，毕竟，“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庄子·列御寇》)，谁都不能自诩洞察一切，要不，怎么自古至今会有那么多贪鄙无耻之人得到重用呢?须知贪官也是要求下属清廉的，除非下属帮着他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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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3-11-24 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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