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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冰]影视中的乡土想象与国族认同
——以德国的“家乡电影”为例
  作者:王霄冰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3-03-05 | 点击数:9843
 

  摘要: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群体在建构文化认同感时往往借助于口承文学、文字文本、仪式行为和图像传媒等。20世纪流行于德国的“家乡电影”,体现出了德意志民族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和民族意识。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几代德国人的思想观念,见证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们对于乡土的想象与情感之上的事实,说明地方文化和国家认同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关键词: 家乡电影 乡土观念 文化认同 民族主义 农村剧
  * 本文为2011年度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农村题材影视剧创作研究”(广办发办字[2011]201号,中大项目编号:1204004)的阶段性成果。


  文化认同/身份(cultural identity)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它指的是一个民众群体对于自身文化的那种认同感,所依据的不仅只是地方、种族、语言、历史和宗教信仰等客观事实,而且更多地有赖于文化记忆式的主观感受,[1](237-244)认同的主观性也造成了它的不确定性,使得文化认同的人为塑造成为可能,形成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ed communities)。[2]

  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群体构建文化认同的方式会有多种多样,所借助的媒体却不外乎口承文学、文字文本、仪式行为和图像传媒等。尤其是在当代社会,大众传媒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记忆和认同功能,银幕上和电视屏幕里播放的内容与影像会直接影响到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与情感。[3] 和新闻报道以及纪录片的直接导向性相比,娱乐性质的影视片更能对观众的思维模式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也许正因为此,在20世纪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许多工业化国家都兴起了“乡土影片”这一叙事文体。不论是美国好莱坞的“西部片”,台湾的“乡土电影”,还是本文将着重探讨的德国的“家乡电影”,都是现代社会在本土文化中寻找心灵归宿和精神支点的一种表现。虽然各个民族对于“乡土”的想象与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但其中反映出的对于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依恋与热爱却是一致的。以下将着重探讨德国的“家乡”概念与“家乡电影”的兴起,揭示德国人的乡土观念与德意志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

  一、德国人的“家乡”观念与国族认同

  社会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合成往往带有偶然性。用某一特定符号来指示某种语义,在开始可能只是个人的行为,经过社会化的过程才会转变为约定俗成的常用符号。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所施加给这个符号的涵义常常不是单一的,而是糅进了许多添加的因素。特别是应用于某一特定领域的那些概念,只有在了解了它们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之后,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涵义和范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使用任何一个概念时,都必须首先梳理它的概念史的原因。例如“家乡”一词,如果我们只是顾名思义地去理解,就很容易会把它解释为自己出身的地方,或曰老家。如果是从每个个体的角度来考虑,这当然是不会有错的。但若是涉及到一群人、一个民族或者国家,“家乡”所指代的“老家”又是哪里呢?有一种象征性的做法,就是把神话或传说中的某地当成是族群的共同老家。就像我国有很多姓氏都流传自己的祖先来自“山西洪洞的大愧树”,而中美洲的不少印第安部族,也相信他们的祖先最早都是从同一个古老的神秘洞穴中走出来的。[4](P.85-86)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国族的文化认同的建构,仅凭关于民族发祥地的神话想象还远远不够。现代人的科学与求实精神容易驱使他们产生对于远古时代的怀疑,就像“五四”时期由顾颉刚、钱玄同等人发起的一场疑古运动,将古书中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一一加以批驳。他们的实事求是精神实属难能可贵,但在无形之中却也剥夺了中华民族想象远古、建构族群起源历史的权力和乐趣,虽然三皇五帝的传说在民间依然流传,“还是活生生的中国文化,”[5](P. 128)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发挥着共同体时空想象的符号和参照物的作用。”[6](P. 153),但它们至少在知识分子的阶层确已不再具有效力。包括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也不会再盲目地相信这些历史上用于建构文化共同体的符号和参照物。现代人的理性与批判精神促使他们要去寻找新的认同标志和参照体系;和将归属感寄托于过去的古人相比,他们更倾向于在现实当中寻找精神归宿。于是人们一方面努力建构能够满足国族认同需要的近现代史,例如在影视界近年来十分流行的战争题材片,就和当代人中国人对于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建国历史等的集体记忆与认同有关;另一方面则开始“走向民间”,试图在乡土文化中寻找民族之“根”。[7](P. 30-31)像上个世纪60年代台湾的“乡土文学”与“乡土电影”以及80年代大陆文坛兴起的“寻根文学”等,都或多或少地表达了当代人希冀回归乡土这一心灵故乡的愿望。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在近现代德国人文话语中经常出现的“家乡”(Heimat)一词,指的也不仅仅只是地理的和生物意义的老家,而更多的是指文化的和精神意义上的故乡。有研究表明,这层特殊的涵义是在19世纪中期之后才被逐渐注入的。在19世纪的上半页,德语中“家乡”的含义相对比较明确和具体,指的就是人们所生存和占有的那片土地以及地面上的房屋和其他物质用品。[8](P. 63)那个时期的德国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由几十个小邦国组成,尚未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1848年,在欧洲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德国爆发了一场资产阶级民族革命,首先在西南德的巴登公国成立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内阁政府。3月,在普鲁士王国的柏林也发生了以市民阶层为主的游行示威,国王被迫同意召开有资产阶级参加的议会。同年5月18日,国民议会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组成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政府。1849年议会通过帝国宪法,选举普鲁士国王为皇帝,但后者拒绝加冕,一些大的邦国也拒绝接受新宪法,并召回自己的议员。于是议会最终在7月瓦解。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成了德国社会迈入工业化时代的一个转折性标志。市民阶层在这次运动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从此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们把一些新的思想观念也带入到了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意识形态当中,其中就包括现代的乡土观念。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德国文学和艺术作品当中,“家乡”的主题常常出现;它的涵义也由原来的物质的和地理的概念扩展到了情感的和精神的范畴,带有美好、和平的意蕴,成了人们为逃避工业社会的丑恶现实而希冀追求的“世外桃源”。特别是在革命失败以后,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开始从国家层次的政治活动转向经营地方性的民间协会组织,试图在地方性的保护乡土文化的活动中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9](P. 15)

  1870年,普鲁士王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胜了法国。次年,首相俾斯麦成功地再建了“德意志帝国”。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需要有一致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作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19世纪中期以来被文人、艺术家和落魄政治家们所赞颂和描绘的“家乡”概念,就开始被导入政治领域,成了现代德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源泉之一。“家乡”不仅经常被和“祖国”的概念相等同,而且成了“团结协作”的代名词。[10](P. 16)据德国学者考证,最早把“家乡”和“祖国”等同起来的,正是语言学家、《格林童话》的作者之一雅各布﹒格林(Jakob Grimm, 1785-1863)。1830年11月13日,他在哥廷根大学发表了题为《关于家乡之爱》(De desiderio patriae)的就任演讲,其中反复提到“人民”、“祖国”和“家乡”(传统空间),并将它们糅合在一起。他还提出了语言是连结个人与家乡之纽带的观点,认为德国高校长期以来对拉丁语的使用恰恰阻碍了德国人的爱乡之情——尽管他本人的这次演讲用的也是拉丁语。显然,在雅各布﹒格林的心目中,所有讲德语的地方都是德意志民族的“家乡”,也就等于是德国。[11](P. 42-44)一位美国学者曾这样描述德国人之“家乡”概念当时被逐渐扩大的过程:

  1871年后对于“家乡”的日益经常和普遍化的使用更多地显示了,民族观念是如何被固化在人们的思想当中的。“家乡”的概念跟随着日益变化之中的归属等级而发展,从小城镇到主权国家再到民族。在德国的很多地方都制造着对于区域史、风俗和方言以及地方性的民歌、歌谣文本的日益增强的兴趣——一言以蔽之:就是所谓的“家乡抱负”;制造着一个从有功于地方而转向有功于德意志民族的新的神话。许多被复兴的或新发明的节庆为公开地将区域和民族放在一起共同庆祝提供了机会。因此,民族的认同并不以让所有农民、小城镇居民和顽固的地方主义者们放弃他们的传统的乡土文化为前提。民族主义可以包容他们的小世界,德国文化也可以包容他们的多样性。[12](P. 23-24)

  这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家乡”概念,在希特勒统治的时代就很容易地被意识形态化了。纳粹党人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有意地在“纯粹的日耳曼种族”、“美丽的家乡”和“伟大的德意志帝国”三者之间划上等号。在文学艺术领域则形成了一个“血液和土壤”(Blut und Boden)的神话,将民族性狭隘地归结于血缘性和地缘性两方面因素。[1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文化界开始了去纳粹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主要去除的是文学艺术中的种族主义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极端民族主义因素,而其中的与地方主义相联的爱国爱乡情节却得到了保留。战后的德国人出于对本国在“第三帝国”期间所犯罪行的认识,很少在公开场合集体高唱国歌,也很少用直白的方式表达爱国情感。[14]被压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使得国民的注意力再次转向了地方性的“小传统”,美好、和平、宁静、永恒的“家乡”又一次成了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这也正是为什么20世纪50和60年代德国各地“家乡文化”得以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伴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各个地方都在以各种方式挖掘和打造着本乡本土的民俗与传统文化,其中不少也被贴上了德国民族文化的标签而被拿到国际舞台上去展示,以至于当时有民俗学家将这样一种普遍现象概括为“民俗主义”而加以批判。[15](P. 100-105)

  上面提到的那位美国学者在对普法尔茨(Pfalz)地区19至20世纪的家乡文化保护运动、其中特别是各种相关的地方性协会进行研究之后,发表了题为《地方的民族:德国的家乡观念》(A Nation of Provincials. The German Idea of Heimat)的专著。书中她得出结论认为:

  有关家乡的修辞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内部的地方融合之上的,其中更多地复发出了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曾试图解除的、典型的德国式的植根于地方的爱国主义。不论是在课本、历书、诗集、电影还是在政治演讲当中,家乡一词带着着用真实的地方经验的宜人效果来治愈(伤痛)的承诺。[16](P. 286-287)

  […]

  尽管在历史上不断被改造,“家乡”之于德国人的共同体意识仍具有本质意义。这一概念和德国全国范围的公共文化同时兴起,今天比起“祖国”或者甚至“民族”之类的用语更具合法性和诱导性。德国人的地方性既是他们的自卑感也是他们的骄傲的源泉,经受了一个较晚组建的民族的动荡的政治命运的考验。如果说德国人在报纸和公开言论、在电影和文学中要比其他欧洲民族更加深入地探寻着他们的民族认同的根本,那么,这一讨论也一如既往地被打上了区域多样性问题以及对于家乡的承诺的烙印。[17](P.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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