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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杨堃指导下的“社会学的民俗学”标志性成果的出现之前，也就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1930年代早中期，因为民族振兴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在文学的民俗学与史学的民俗学发展的基础之上，诸如钟敬文、杨成志、娄子匡、江绍原、黄石等这些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学者的参与，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转型有着某种必然，并且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成立，《文化建设》月刊刊行。1935年1月10日，《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在《歌谣》周刊时期就崭露头角的钟敬文，到中大《民俗》周刊时期已经是民俗学运动的干将。在离开中大之前，他就表露出重视民俗学理论研究和将民俗学与人类学、民族学融于一炉的学术倾向。在杭州，他主持的《艺风月刊》延续了这一学术追求，他亲自译介了柳田国男的“民间传承论”等多种理论文字，还在该刊二卷十二期，也就是1934年12月主编了“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与民俗学专辑”。
中大时期，杨成志曾与钟敬文一起共同翻译出版了《民俗学问题格》。1936年，刚刚从欧洲归来的杨成志主持了中大《民俗》的复刊，并由周刊改为季刊。同样，复刊后的《民俗》人类学色彩浓厚，并有广东瑶人调查专号，“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已均具备了专门研究刊物的规模与水准”，较之1920年代中大的《民俗周刊》及其前身《民间文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复刊号上，杨成志的英文“导论”和《现代民俗学——历史与名词》两文都在力证民俗学独立的学科地位，注意“民俗”的释义及其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
1937年元旦，由娄子匡全力支撑的《妇女与儿童》，因为民俗学色彩的浓厚而更名为《孟姜女》。更名后的《孟姜女》还特意标明为“民俗学、民族学、文化史、社会史期刊”。考虑到1920年代，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的重大影响和中大时期顾颉刚作为《民俗周刊》灵魂的巨擘身份，在一定意义上，“孟姜女”在学界几乎就是“民俗学”的别称。而将民俗学置于首位，并与民族学、文化史、社会史并列，既表明了编者对民俗学独立的学科定位与自信，也说明编者宏阔的多学科视野。因而，1936年就倡导“社会学的民俗学”的杨堃在12年后对《孟姜女》如此评价道：“在内容方面已将水准提高，由民俗的采集与记录，进而为比较的研究。每期篇幅虽说不多然所载论文皆出自专家，非同凡品。这在中国民俗学的建设运动中，确是颇可期待的一个刊物”。
著有《发须爪》的江绍原是中国早期民俗学中的重要人物之一。除介绍了很多国外的研究与理论，因严谨、科学的追求、广博的视野和文献与田野材料并重，江绍原影响深远。与此不同，另一重要人物黄石，除了对妇女民俗、关公、百戏、传说等专项研究外，其在民俗学学科史上的意义更主要在于他最早明确主张采用“局内观察法”进行民间宗教研究。1934年，在刊载于《民间半月刊》第一卷十期的《怎样研究民间宗教》一文中，黄石写有下述文字：
头一件是观察，第二件是访问。……首先你得看清楚这个社会的物质环境……，其次，要看明白当地社会的整个组织……有了这样的观察，还有最要紧的一着，是缜密的审察构成整个的文化的各部分，是怎样的互相连结。必如此然后莫是认识了一地方的文化。这是预备的工作。讲到宗教研究的本务，你要明白民间宗教的实在情形，就得跟着老百姓一道儿跑——跟民众一同去上庙，一同去烧香，一同去赶庙，一块儿参加迎神赛会。……我们有几件事要作，第一是观察，第二是体验，第三是访问，第四是谈话……站在一旁，用明敏的眼光，冷静的头脑，从头至尾观看一个宗教仪式或一种宗教活动的历程。……有时你非得亲自去体验，决不能领悟崇拜者的经验及其精神的状态，和内心的变化。……我不主张用问题表格，叫人家填写。……我所用的方法是当场与民众攀谈，只要你设问巧妙，不露痕迹，他们心里的秘奥，不愁不能探测出来。……访问与谈话不同……选定村长或深通世故的耆老作我们访问的对象。……访问也是要用自由访谈的形式。
黄石不仅倡导此法，他经常克服诸多困难只身外出调查，然后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因此，对于这位“将社会学的方法领到民俗学路上的人”，李荣贞在其学位论文中的下述赞誉仍然有着情感上的合理性： “由黄先生倡导，民俗学运动才得深入民间，真正与民间生活发生了关系，以调查的资料为民俗学理论的根据，这样民俗学才走上了大道，成为社会学的民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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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产经》 2012年第7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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