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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时期，客家妇女的婚姻生活多不幸福，妇女们往往自认苦命。女孩从一出生便被轻贱，女孩被看做是“妹仔屎”、“赔钱货”等等，种种外界对于客家女性的轻贱看法，已经内化成为一种客家妇女形象的自我认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压抑、苦闷、愤懑等等积郁内心，往往通过唱山歌的方式宣泄出来。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客家男女在苦难生活的砥砺下，情感生活并非完全空白，男女两性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非常容易产生私情。
三、淫邪与风流
客家山歌是“山冈上唱的歌”，不仅仅表明山歌在山间田野的大自然空间中演唱，也同时暗示了山歌是不允许在村庄屋场上演唱，因为山歌多“郎搭妹妹搭郎”，多表现男女情爱。官府、士大夫以及强宗大族的族长等视山歌为“淫亵”的山歌，男盗女娼，而民间老百姓却将唱山歌看做是风流快乐之事。“梅县先日嘉应州，自古山歌唱风流，唱得忧愁随水去，唱得云开见日头”。所以有不少山歌表现了这两种对立的山歌观念。“乾隆皇帝禁山歌，山歌越禁歌越多，你想山歌禁得绝，金銮宝殿会无坐”。“唱歌唔（不）怕叔公来，叔公做过后生来，人人做过十七八，担竿做过竹笋来”。“山上布荆开兰花，唔怕家倌当老爷，出门山歌总爱唱，唔怕坐监杀头哪”。“讲唱山歌对条筋，一时唔唱头脑晕，愿禁三餐白米饭，禁我山歌收命筋”。在这种禁与唱相互较量的社会文化生态中，客家山歌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在梅州地区，有大量的山歌故事表现了官府、士绅与普通民众对于客家山歌截然不同的态度。传说清乾隆年间，官府禁唱山歌。当时嘉应州镇平（今梅州市蕉岭县）长潭一带，歌手常常云集于此对歌，此举激怒了官府。当地这位县太爷是副榜出身，又极贪婪，想禁歌。歌手鹿三妹便随口编唱了三条山歌，请人抄贴在禁歌牌上：“衙门不正官吏苛，官府出来禁山歌，长潭山歌禁得绝，副榜老爷唔成科。”“副榜老爷唔成科，狐狸唔知尾下臊，我也不是风流女，因为愁切唱山歌。”“县官告示确是严，多言就话我长谈（潭），耳朵出气是闲管，白布落缸想贪蓝（婪）。”山歌巧用比喻、双关，把这位县官讥讽了一顿，县官再也不提禁歌之事了。不仅官府禁唱山歌，甚至宗族的族长头人也禁止年轻人唱山歌。民间传说清雍正年间，嘉应州有个女歌手，人称“顺风流”，族中有个叔公头，爱管闲事。某日，“顺风流”在山上与人斗歌回来，叔公头质问：“风流嬷，你又同谁逞来？！”“怎么，唱山歌犯王法吗？！”叔公头骂道：“程乡改作嘉应州，今日妇人是少有，唱日唱夜唱唔够，坏就坏在顺风流。”“顺风流”用山歌回敬：“程乡改作嘉应州，山歌自古唱风流，山歌不是我生造，自古流传天下有。”
官府和家族长老之所以禁唱山歌，因为山歌是男女私情最好的媒介。正如山歌所唱：“一阵日头一阵阴，一阵狂风吹竹林，狂风吹断嫩竹笋，山歌打动老妹心，我请山歌做媒人。”“彼岗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27］李金发曾经描述过客家男女以山歌为媒的趣事。男子们知道妇女在劳作，遂三三五五结队去游山，隔远便唱山歌去引诱她们，女人们有意交结，便反口酬唱，迨逾行愈近，男子们便开始调笑，或强迫地抚摩其自然伸展的奶子，再放肆一点，他们就席地干起他们所愿意干的事情来，此即歌上所谓“上手”、“上身”、“兼”、“恋”者也。自此之后，女子便向家庭托言要回外婆家去，潜来男子处勾留三数天，勾留的地点不在男子的家庭，而在乡村中某人所设之“嬲馆”中，日间行踪全要秘密，夜间则置酒菜，给来访的朋友吃一顿饱。还有一种办法，是名“进窑子”，即是男子潜进女子家中，埋守房内，不动声色，侥幸则尽饮而散，不幸为人捉拿，便焦头烂额，或则受“推沙公”（将与砂石同舂死也）、“溜针”（与针入小泥鳅内，强奸夫下吞，迨鱼在腹中消化了，而人则为针刺死）、“溜锡”、“落猪笼”、“食粪”等。当然，这些野蛮的行径，极少见诸施行，或不外一种口号而已［28］。
当代学者对邻近梅州的闽西武北客家村落的调查也发现，武北村落普遍盛行的“唱山歌”也不是一项单纯的文艺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男女调情的媒介与过程。据湘村一位老年妇女报告人说，旧时在山上唱山歌是会“紧唱紧前”的，甚至还会就地野合。有一则典型的故事颇能说明问题。有一中年男人在山上与隔壁山窝的一位年轻女子对歌，越对歌越有感情，一边唱着山歌一边两人慢慢靠近，准备发生山歌里的故事，但两人见面才发现一个是公公，一个是儿媳妇。结果公公大骂儿媳妇不守妇道，儿媳妇红着脸指责公公老不正经。可见，这些被视为“淫邪的”山歌常常为男女私情提供了媒介，出现伦理道德的“规矩、程式”与实际生活的反差［29］。福建永定县流传着一首《偷情歌》，可以与梅州地区客家男女情感生活的山歌相互佐证。“两人牵手入屋下，望路唔到沿壁摸；吓生吓死心肝跳，心肝跳出手来拿。两人牵手来入间，细言轻语讲郎听；上棚下棚有人睡，被人晓得收命根。一条交椅两人倚，绫罗帐内绣花被；双手打开绫罗帐，阿哥爱睡先脱衣。阿哥爱睡先脱衣，妹做席子郎做被；妹做席子先睡倒，郎做绣球滚上身。心肝老妹心肝妻，多惜老妹好情意；今夜同你睡一练，三日唔食肚唔饥”［30］。
因此，对于传统时期客家地区的官员、士绅、家族长老而言，山歌是“淫邪”的代名词，无论是演唱的内容，还是演唱的形式，都为他们所不齿。而在乡民阶层中，山歌却是宣泄情感的途径，是暂时摆脱家族舆论困扰的狂欢。明朝中叶以来，王阳明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清剿地方武装，实行地方乡治计划，逐渐控制客家地方社会［31］。客家地区的宗族社会也渐趋成熟，士绅阶层通过修谱、建宗祠、立族规民约，建立一系列宗族制度，规范乡民的日常生活，山歌、采茶戏等客家地区乡民喜闻乐见的娱乐，都遭到士绅阶层的禁止。“查采茶一名三脚班，妖态淫声，引入邪僻，最为地方之害。向来老成绅耆及公正之乡约每相诫不许入境，远近传为善俗”［32］。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生态中，明清以来，山歌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成为了客家乡民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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