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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2月，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为纪念胡适诞辰120周年举办的胡适文物图片展 吴子桐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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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英文文存》（全三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
胡适在中英文两种著作中，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有着一些微妙的不同。一般说来，胡适在英文著作中对中国文化少了一些批评，多了一些同情和回护。他希望自己能超越国界来论断是非。这种超越国界的是非，在论断外交事务和军事冲突时，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在评论祖国文化时，这个超然而且客观的态度，就很不容易维持了。
最近30年来，海峡两岸整理出版了大量胡适的著作和有关的材料，使胡适研究有了相当的提高和普及，但是胡适的英文著作却始终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胡适从1912年起，即以英文发表文章，在往后50年间，他的英文著作包括专书、论文、演讲及书评等。这批为数可观的材料除少数已译成中文以外，绝大部分仍未经学者分析研究。要想对胡适思想作全面而且深入的了解，他的英文著作是必不可少的材料。胡适在中美外交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他对国际局势的分析以及他对中国文化一种独特的偏爱，若不透过英文材料是看不到全貌的。
胡适在中英文两种著作中，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有着一些微妙的不同。一般说来，胡适在英文著作中对中国文化少了一些批评，多了一些同情和回护。这点同情和回护正反映了胡适在《留学日记》上所说的“国界与是非”的矛盾。他希望自己能超越国界来论断是非。这种超越国界的是非，在论断外交事务和军事冲突时，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在评论祖国文化时，这个超然而且客观的态度，就很不容易维持了。
早在1912年 10月的《留学日记》中，胡适打算著一部名为《中国社会风俗真诠》的书。此书的英文书名则为In Defense of the Chinese Social Institutions，直译是《为中国社会制度辩护》。其子目可细分为“祖先崇拜”、“家族制度”、“婚姻”、“守旧主义”、“妇女之地位”、“社会伦理”、“孔子之伦理哲学”、“中国之语言文字”及“新中国”等。细看这些子目，大多是胡适回国后指为“迷信”、“无知”、“落后”、“不人道”的种种恶俗，何尝有过任何辩护?但当他身在异国，却情不自禁地想为他日后所口诛笔伐的恶俗作辩护的工作。这也正是胡适在“执笔报国”时，“为宗国讳”最好的写照。往后胡适在英文著作中谈到中国文化时所体现的同情和回护，也正是这种为祖国文化辩护心理的折射和继续。
胡适在中文著作中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是批判多于辩护的。他在1930年所写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唯一的“一条生路”，是“我们自己要认错”。他很沉痛地说：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他甚至说过“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痛语。这种对中国文化通盘否定的态度在胡适的英文著作中是没有的。
在中文著作中，胡适笔下的中国文化多少是和现代的西方文明脱节的。一些习用的二分法，诸如中国文化是消极的、退缩的、懒惰的、静的，而西方文明则是积极的、进取的、勤奋的、动的，也都一定程度反映在胡适论中西文化的著作中。他在1926年所写的名篇《我们对于近代西洋文明的态度》就是显例。在1927年所写的《漫游的感想》中，胡适干脆把东西文明的界线简化成了只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不同。换言之，在中文著作中，胡适往往是侧重中西文化的不同，而中国人则必须努力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这个努力的过程，可以称之为“西化”、“现代化”或“世界化”。
细读胡适英文著作中论及中西文化的篇章，我们不难看出，胡适的侧重由中西文化之异，转向两者之同。他有意地为科学、民主、自由这些自晚清以来即为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西方价值观念找寻中国的根。胡适反复论证，这些看似外来的观念，在固有的中国文化中，并非完全“无迹可求”，而固有的中国文化也并不排斥这些来自西方的概念。
胡适从先秦哲学怀疑的精神中，找到了中国民主思想的根源;从清代学者的考证学上，看到了近代科学的治学方法;从科举制度中，寻获了中国平民化的渠道;在监察和谏官的制度里，看到了容忍和言论自由的历史基础。这都说明，胡适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时，有意地将这个古文明的一些哲学概念和政治制度与近代的价值系统作些调和与联系。这样的调和，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把中国文化“比附”在西方的价值观念上。这种“比附”可以视为两种文化的比较研究，但胡适的方法终不免是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文化。胡适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向西洋人说法时的权宜之计——如此，可使西洋人易于了解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则多少是出于为中国文化“装点门面”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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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2年06月20日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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