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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从先秦诸子到乾嘉诸老，反复论证指出：怀疑的精神和实证的考据方法，是中国三千年学术史上所固有的。这样的精神和方法与近代西洋的科学基本上是相通的。胡适有意不谈科学的内容，因为他认为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远比内容重要得多。在结论中，他指出，自朱熹提出治学需从怀疑入手以来，后来的学者敢于对神圣的经典表示怀疑，这一传统使现代中国人在面对科学时，有宾至如归之感。他说：
正是因为这些人都是毕生研究神圣经典的大学者，他们必须立足于坚实的基础上：他们必须有证据才能怀疑，他们也必须有证据才能解决怀疑。这，在我看来，可以为一个了不起的事实，作出历史的解释。那就是，这些伟大的学者，虽然他们研究的材料不出书本、文字和文献，但却能成功地留给后人一个冷静而有严格训练的科学传统，一个严格地依靠证据思想和探索的传统，一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传统——这个科学精神和方法的伟大传统使今日的中华儿女，在当今的科学时代里，不但不致茫然无所措，反而有宾至如归之感。(原文为英文)
这样的结论几乎让读者感到：受过中国文化熏陶的中华儿女也都受过严格现代科学的训练，并在这个科学的时代里，优游自得。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胡适有意把先秦的老子、孔、孟，汉代的王充，宋代的二程和朱熹的怀疑精神，以及清代朴学大师的实证方法比附在现代的“科学”定义之下。
将胡适晚年所写的这篇英文论文与1928年所写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对看，可以看出胡适在中文著作中，少了许多比附的心理。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胡适指出，方法固然重要，但研究的材料才是决定研究内容的最后因素。他指出，从清代的朴学到顾颉刚的《古史辨》、章炳麟的《文始》，“方法虽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字的。科学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纸堆大放光明，然而故纸的材料终究限死了科学的方法，故这三百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是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是故纸堆的火焰而已”。他更进一步指出材料的重要：
不但材料规定了学术的范围，材料并且可以大大地影响方法的本身。文字的材料是死的，故考证学只能跟着材料走，虽然不能不搜求材料，却不能捏造材料。从文字的校勘以至历史的考据，都只能尊重证据，却不能创造证据。
接着，胡适指出了考证方法的局限和危险：
我们的考证学的方法尽管精密，只因为始终不接近实物的材料，只因为始终不曾走上实验的大路上去，所以我们的三百年最高的成绩终不过几部古书的整理，于人生有何益处?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何裨补?虽然做学问的人不应该用太狭义的实利主义来评判学术的价值，然而学问若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便会走上很荒谬的路上去，变成枉费精力的废物。
在《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一文中，胡适几乎完全忽略了材料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而只是一味地强调精神与方法。在此，可以看出胡适的一番苦心，他对中国读者说：“故纸堆里，是钻不出自然科学来的，研究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条活路，钻故纸堆是条死路。”但正因为中国的自然科学是如此地贫乏，胡适在对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时，就往往避重就轻，只谈科学方法、科学精神，而不及科学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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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2年06月20日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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