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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珂教授 |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王先生在台湾出版的《华夏边缘》，大陆很多学者知道。今天我想借您在成都开会的机会，请您先介绍一下你的学术背景好吗？
王明珂（以下简称荣）：我大学是在台北的师范大学历史系完成的，教了一年中学后，我考上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在研二的时候，我修了管东贵先生的课。他是研究汉代羌族历史的；他指导我找资料，写硕士论文。
徐：您的硕士论文是什么题目？
王：我写的是《中国古代姜、羌、氐羌的研究》。论文写完后，当时管先生不满意，我自己也不很满意。我没有办法接受传统的说法，但自己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对管东贵先生，我很感激他。那时候，他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把我推介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经过审查、投票，我就这样子进到史语所了。虽然他不满意我的论文，但是或许他认为我还算用功吧。
进入史语所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史语所有甲骨金文的专家，有语言学专家、有中国历史从上古一直到明清的专家，还有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我在里面就跟着大家学习、吸收，知识收获很丰富，但挫折也很大。同事们都不知道我做羌族研究有什么意义，我写的东西也一直被史语所集刊退稿。我一直跟资深同仁们解释，我是怎么思考这些问题，我的困难在哪里。他们好像不能理解我提出的问题，自然也帮不上忙。所以到入所第三年的时候，我就努力准备出国。我写封信给张光直先生，他当时在哈佛大学，和我们研究所又有一些渊源。我把我的困惑告诉他；他回我的信，表示对羌族问题特别感兴趣，要我好好准备，要我把人类学一些基础的东西先读一读。后来我申请到哈佛就读的事情就很顺利。
徐：就是到哈佛去读博士了？
王：对，就是进哈佛的博士班。一去的时候，就去见张光直先生，跟他谈我的研究计划。他告诉我，我应该去找一位研究游牧社会的教授 Thomas Barfield，以及研究古代中国的 Robin Yates 教授。在哈佛大学就是这样；教授给你的指导非常清楚，一点都不模糊。一听到你的研究计划，就告诉你该去找谁谈谈或修谁的课；而下一位教授，又会告诉你应该修什么课，学什么语言。
徐：指导得非常具体。
王：对，就是指导得非常直接、具体。我就在那两三天里面，忙来忙去，找这位找那位；往后两三年该修的课，该做的事，都清楚了。如跟 Stanley Tambiah 修经济人类学，跟 Nur Yalman 修亲属关系，跟张光直、LambergKarlovsky 等人修考古学，跟 Thomas Barfield 修游牧人类学。反而我在东亚语文研究所很少修课，除了必修的日文以外，只跟着 Robin Yates 修过课。
徐：您在读博士班的时候，就是跟张光直先生吗？
王：对，考古学和社会人类学，主要是修这些方面的课。我真的是非常感激张光直先生，他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比方说，在考古学上，我原想跟他修一个高档次的一对一的课，读一些比较理论性的著作。张光直先生不肯，他说，你要懂考古学的话，就要从考古学入门开始（Introduction of Archaeology），结果我就修了那门课。那门课在哈佛人类学系来说，就是入门洗脑的课，非常的重。
徐：就是大运动量训练。
王：对，就是以很密集的方式，把你以前的基础补起来。所以我的收获非常大。其他对我影响很大的就是 Barfield，我跟他修游牧人类学，他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后来，第二年的时候 James Watson 到哈佛来，我也修了他两门课。我从他们那里获得最多的，是他们要我细读、广读民族志，不是读那些理论。尤其是在游牧人类学，在学科测验前 Barfield 要我读的书叠起来比桌子还高。
徐：那你读了不少书啊！
王：嗯，民族志读了很多。那时候很多课都是要求读民族志的。后来还有一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教授，就是Dru Gradney，杜磊。
徐：哦，杜磊，研究回族的美国学者。
王：对。他到哈佛作博士后研究。哈佛大学很少用博士后研究者来开课的。因为那个时候， ethnicity (族群本质) 这个主题在西雅图华大那边有系列的研究与教学，杜磊就是从那里毕业的。所以他到哈佛时，人类学系就请他来开这门课。那时候我就是跟杜磊修这个课。后来跟杜磊很好，亦师亦友，他非常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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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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