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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1986 年，我正在北京开会，他刚好也到北京来了，就专门来找过我。当时他跟华盛顿大学的郝瑞在中央民族大学访问。他听说我来了，因为我当时刚出版了《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新探》，他特别感兴趣，他就找到我当时住的一个饭店里面，那饭店是在海淀区一个小小饭店。他来了，和我谈，并把郝瑞介绍我认识。后来和我有一段时间的联系。但是，他后来深入回族研究以后，搞得很细，就联系少了。你哪一年回来的？
王：在 1991 年的时候，我就回到台湾。但我论文还没有写完。因为那时我在美国已经弹尽粮绝。回到台湾半年，把论文写得差不多的时候，再回美国。
徐：那你就是在1991 年回到台湾后，开始做课题的。
王：1991 开始，我博士论文写得很快。1992年回去美国后，马上就毕业了。我是在 7 月份才完成论文；哈佛一年有三次办理缴毕业论文，但毕业典礼只有一次，在6月。我是11月才拿到学位，没有赶上当年6月的毕业典礼。当时，张光直先生安慰我说，他当年也没参加毕业典礼。而且他的理由更奇怪，他是租不起礼服，就没参加毕业典礼。
徐：那王先生，我觉得可以说你是在历史学方面坚持人类学研究，一开始你想这样做，别人不理解，是吗？
王：刚开始也不是说别人不理解，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我只是好像有一些疑问……后来到了哈佛，我从一些课中，如经济人类学、亲属体系、考古学、游牧社会人类学、族群理论等等，才将一些概念串联起来。如游牧社会人类学，看起来好像跟其他课程间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它跟 Ethnicity Theory 以及历史人类学关系都非常密切。我不知道西方有没有人作这样的学术史研究。但是我认为，在族群理论研究方面有名的 Fredrik Barth，他在 1969 编辑出版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引发一连串的研究讨论。其实 Fredrik Barth 的著作，我最早读的不是他有关族群研究的书，而是读他有关游牧社会人类学的著作。另外有一个现在以历史人类学研究为人所知的学者，P. H. Gulliver，我最早读的是他那本 The Family Herds，一本有关非洲游牧社会研究的书。这些学者都从游牧社会研究转移到族群认同，以及历史人类学研究；为何如此？我的体认是，只要深入研究游牧社会，自然会考虑到这些问题。
徐：那么，这里是不是有一些历史人类学方法论的东西带进去了？
王：没有，那个时候所谓的历史人类学还不是一个很流行的概念。游牧社会研究与历史人类学有关联，主要是因为游牧社会人群跟定居人群有相当差别，他们的认同非常容易变动。所以在此，你会注意到认同的问题；跟这个相关的是，他们的家族记忆很容易改变。这个在 P. H. Gulliver 那本 The Family Herds 书里提到一个名词，叫 Structural Amnesia, 结构性失忆。
徐：他不断地流动，不断地忘。
王：是这样的。有一个父亲告诉人类学家他的家族历史。按照这个父亲的版本，他的儿子跟他的一个亲戚，跟儿子年纪差不多的，他们是远亲。Gulliver 就问这个儿子，他的儿子的说法，将他父亲版本中的几个祖先遗漏了，这样他和那个人的关系就变成了近亲了。Gulliver 就问这个年轻人，你父亲是这样讲的，你为什么和他的讲法不一样。那儿子大约是如此回答：“哦，我父亲是这样讲啊，也许他讲的是对吧，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是一个家,牛羊在一起放牧，我们都是亲人，那些祖先谁记得？”
徐：哈哈……
王：但是他的这个概念，在人类学里面并没有人把它挖掘下去。当然在这个 Evans Prichard 的 The Nuer 里，也曾提到家族记忆和失忆这一类的概念。
徐：你对羌族的研究有多少年了？实际上算起来不止 10 年了吧？
王：噢，当然，如果加上读文献的话，从我作研究生开始到现在超过 20 年了，但是田野是进行了10年。
徐：这就是说您前面一段是做文献的田野，后面一段做当代社会的田野，并把两者结合起来。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体验？
王：在我《华夏边缘》那本书中，提到羌族的部分不多。这本书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发展出来的一些研究。我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在讲一个人类生态边界和认同边界的历史变化。我在《华夏边缘》里面，先讨论中国北方在公元前 2500 年以后的人类生态变化。我的论文只谈到河湟地区，就是西北的河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人类生态变化。在公元前2500 年以后，或齐家文化以后，农业文化逐渐衰落，而牧业文化越来越盛。最后，在部分地区的卡约文化中，农具全部消失，猪骨也消失，剩下就是马牛羊的骨头，遗址也不见了，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拿到博士学位后，继续做这个问题，发现在鄂尔多斯地区和西辽河地区都有类似的现象，都是在晚新石器时代有农业文化衰落，牧业文化慢慢形成的迹象。我以此来讨论华夏北方生态边缘的形成，以及讨论华夏认同的形成与扩张。譬如，它向西扩张到他的生态边缘，就没有办法再扩张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如，羌，在我看来是一个华夏边缘概念。就是华夏用“羌”来定义，谁是西方“不是我们的人”。“羌”这个概念，从商代开始一直在往西边漂移；这就是传统历史学家认为的，一个羌民族一直在往西边迁移。但是因为我接受的那种族群理论，比较强调族群的自我认同，让我认为那个时候不可能有那么大范围的人群彼此认同，认为“我们都是羌人”。那个时候交通、沟通困难，从天山南麓到云南，那么大地形又这么复杂的地区，各人群间不可能有什么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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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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