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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委员在3月9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记者会上强烈呼吁——
文化领域慎用“开发”二字
3月9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秦大河、徐辉、钟秉林、刘玉村，就文化、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文化产业
关键要有文化的性质
目前，文化产业在各国GDP比重最高的是美国，占到30%左右，亚洲最高的是日本，占到12%左右，而我国却只占到2%。谈及原因，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认为，文化产业实际上是一个市场的文化，而且是在大工业背景下的文化，所以文化产业的文化是特定的，它是标准化的、有大工业背景的甚至是复制式的。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国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市场的文化，所以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积淀和经验。另外，我国文化产业领域人才和相应的运营链条都还很缺乏，比如动漫、图书出版、电影产业等都是这样。美国和日本经历了从传统文化产业转为现代文化产业的过程，而我们却是直线过来的。
冯骥才认为，现在我国在文化产业上最大的问题是，相当一些地方并不懂得文化产业还有文化的性质。文化产业最终还是靠文艺作品本身吸引人，最重要的是创新。因为文化的本质作为人的精神劳动，最重要的一点是创意。很多地方政府过于把文化产业与政绩联系在一起，以至于现在文化产业园比文化产业大，动漫基地比动漫作品多。
文化遗产
保护现状忧大于喜
在回答记者关于目前大量散落在民间的文化遗产生存及保护现状时，冯骥才直言：总的来说是忧大于喜。“喜的是，国家对传统村落和传统文化保护及其传承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先后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标志着我国非遗保护步入法制轨道；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对自己的文化家底进行摸底。现在已经公布三批非遗名录，其中，国家级的非遗名录有1200多项，省级非遗名录有8500项，在数量上充分反映了我国文化的多样性，这是我们在世界上很自豪的，可以自夸的。但这些项目属于濒危行列，所以要积极抢救我们的文化家底，对民族文化进行全面梳理和清点。”
让冯骥才忧虑的是，非遗法已经颁布实施三年了，却没见过媒体公布过一例执行案例。“面对我们这么多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却没有执行案例，坦率地说，这个法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列为国家一级的非遗名录有1200多项，韩国才100多项，在数量上我们都感到自豪，可是跟韩国、日本相比，他们的每一项无形文化财产，背后都有一批专家帮助传承人保护，我们的项目80%以上却没有专家保护，我们的艺人没有科学支持和保护，剩下的只有开发，而开发的目的就是为了经济利益，不涉及精神文化层面。”冯骥才直言，“我是最反对文化领域用‘开发’这个词，这是一个很野蛮的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文化遗产用‘开发’这个词的，联合国用的是‘利用’，香港、台湾等地区用的是‘活化’，我都很赞同。”
在冯骥才看来，政府部门和执行部门不作为，是地方文化遗产保护中最大的问题。“中央对文化遗产保护再有决心，地方政府不予以落实终究是没用的。”冯骥才忧虑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于国家文化遗产还没有落实保护的监督机制。
冯骥才表示，国家对于民间艺人的保护，虽然每年给予一些资金，但是真正到艺人手里的已经很少了，而且最大的问题是，很多艺人到旅游景点卖艺去了，他们离开了文化的原生地。传统村落现在已经公布两批共1500多个，但是批下来以后既没有保护经费，又没有相应的保护和鉴定标准，更没有村落的具体发展规划。
城镇化
不要把文化抛在外边
“不要认为农村文明一定落后于城市文明。我们一直以来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总觉得农民工到城市，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就低于城市文化。”冯骥才表示，可能城市里的生活水平高于乡村，但是乡村文明不见得就是落后的，因为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是在我们根性的古老的精神家园里生长的，比如“天人合一”的理念就来自农业文明，农村的生活形态，恐怕也比城市更好。其实，很多乡规乡俗都非常值得我们保护和恪守。“我去过很多村庄，那里的农民都是非常有道德底线的，而且世代相传。当他们从村庄里出来，有时候会有一种文化上的失落，他们在城市里找不到融进城市文明的入口。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要特别关心农民的文化权利，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
冯骥才认为，我们不能只关心农民的菜篮子，而是要人性地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这些问题都是我期待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解决的。具体来说，不仅要改变农民的物质生活方式，让他们享受到现代科技带来的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帮助他们建立既有他们的乡村文明，又有现代城市文明的新的文化精神生活。“城镇化不要把文化抛在外边，要把文化作为新型城镇建设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和目标。”冯骥才说。（记者 董大汗 丁薇）
文章来源：《中国艺术报》2014年03月10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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