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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文化遗产，而且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传统。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因此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事业融合在一起，启迪民众，鼓舞民众，构成学科的光荣。民主与科学的洪流挟裹了“五四”歌谣学，表面上讲，歌谣学提出的是“为学术的”和“为文艺的”，而实际进程中，却是“为民众的”。这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格局的补充与丰富，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完全颠覆;一方面，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传统也不乏对民间社会的关注，不论是体制还是机制，都曾经以乐府等形式，倾听人民的声音;另一方面，士大夫阶层以有识之士的忧患意识为典型，形成对国家社会责任意识的传统。“五四”时期更高举起“为民众的”学术旗帜，在事实上强化了倾听人民大众声音的学术导向。如此，收集整理下里巴人、引车卖浆之流下层民众中流传的民间歌谣，这本身就是一种突破，即敢于直面现实，敢于走进民间。
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但是，也是有很多缺陷的，最突出者就是片面强调上层社会而不是国家与社会的全部利益，其实是一种为当权者服务的狭隘意识。官本位与财富意识在中国文化生活中成为主流，更显得形而上的民族大义、社会公正的意识之可贵。尤其是在民族危亡与社会危机的特殊时刻，文化整体意识常常成为英雄者的豪言壮语。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民族英雄与文化圣贤们更多出于无奈，如屈原、李白、杜甫、范仲淹、岳飞、文天祥，他们在当世非常孤独，并没有简单地被社会所认同。无疑，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代言人，常常与权贵阶层相抵忤。而历史的正义选择却偏向了他们，因为历史文化发展遵守了礼失求诸野的规律。现代民间文学学科因此表现出崇高的文化品格与庄重的文化责任，即为民众阶层谋取文化权利，以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代替为皇权，以全社会的文化代替士大夫文化，其实是在强化文化全体即文化整体的思想观念。现代民间文学学科相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学术发展而言，是突破，而不是颠覆;是完善，而不是摧毁，尽管其后来大力提出颠覆山林文学、庙堂文学，要建立以民众为中心的文学。即使如此，民间文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面对强大的精英文化传统，要打破既定的学术垄断，努力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传达出民间社会最真实的声音与情感，所以常常充满悲壮的色彩。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的生机仍然在于其与民众的结合，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与胸襟。
高有鹏(1964—)，河南项城人，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民间文学史与历史文献。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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