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联合家庭毕竟不是编户民的主体家庭类型，核心家庭与主干家庭才是当时社会的主流。就现有材料言，迁陵都乡南阳里中的核心家庭有6户，主干家庭有3户，而从行文格式判断，K8／9／I1／47、K5、K7、K31／37诸简所登录的4户同样应该属于核心家庭或主干家庭，只是照片不够清晰，而整理者也没给出相应的释文，我们无法作进一步的明确分类罢了。将核心家庭数量和主干家庭数量相加，其数已高达13户，约占可供家庭类型分析的总户数（即15户）的87％，这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南阳里中的4位伍长，有3位明确出自核心家庭（2位，K27、KI／25／50）和主干家庭（1位，K42／46），残简K36中的“伍长”大致也应该归属于小型个体家庭中，均与联合家庭无关。从中或能体察到，当时秦国政府对联合家庭的态度，至少谈不上友善。论者若过分强调当时社会中联合家庭的主体地位，①笔者认为是欠妥的。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所知的主干家庭均为残破型，即第一代人口中没有男性，这可能是战国末年连年战争的结果。而第一代人口中的3例女性，即木简中以“母某”为称者，有2例是被登录在第四栏中的，似与未成年女子一视同仁。按《晋书·食货志》记载当时户调之式，有“男女……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之辞，对我们理解“户籍简”中的相关现象，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据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她们属于老年女性，业已丧失基本劳动能力，或已到法定的“免老”年龄，不再承担或只需部分承担政府所摊派的诸如徭役、算赋②之类的义务。③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史记·商君列传》“民有二男”中的“二男”，从亲属关系上讲，是兄弟关系，而非父子一一子辈称“男”是汉人的习惯。这在汉简中有大量证据，毋须赘言。所以，主干家庭成为当时社会中的主要家庭类型之一，与商鞅“分异令”并无违迕。人有生老病死，需要子孙养老送终，一个社会，尤其是根本没有建立起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中国古代社会，如果不存在主干家庭，或者主干家庭被政治力量直接破坏，反而会让人感到奇怪。④如睡虎地秦简中提到：
可（何）谓“家罪”？父子同居，杀伤父臣妾、畜产及盗之，父已死，或告，勿听，是胃（谓）“家罪”。（《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108）
如简文所示，秦律对“家罪”的解释，“父子同居”成为首要条件。反过来说，父子不同居，便不能称之为“家罪”。再如：
人奴妾盗其主之父母，为盗主且不为？同居者为盗主，不同居不为盗主。（《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20—21）
“盗主”应该是盗窃主人的意思。私家奴婢盗窃家主父母的财物是否构成“盗主”之罪，关键要看家主（同时也是法律上的“户人”）与其父母是否同居共财。由此可见，父子同居和父子别居一样，是秦代社会的普遍现象。故而，与此相对应的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也应该是基层社会中家庭类型的主流形式。将商鞅“分异令”与核心家庭间接地画上等号、排斥主干家庭的做法，山恐不足取。
（三）臣与妾——编户民家庭中的附属人口
战国以降的编户民的家庭人口中，是否包括臣妾之类的附属人口在内？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有一定分歧。如睡虎地秦简中有一条有关“封守”的爰书，其辞曰：
封守 乡某爰书：以某县丞某书，封有鞫者某里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甲室、人：一宇二內，各有户，内室皆瓦盖，大木具，门桑十木（朱一株）。●妻曰某，亡，不会封。●子大女子某，未有夫。●子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臣某，妾小女子某。●牡犬一。●几讯典某某、甲伍公士某某：“甲党（倘）有（它）当封守而某等脱弗占书，且有罪。”某等皆言曰：“甲封具此，毋（无）它当封者。”即以甲封付某等，与里人更守之，待令。（《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8一12）
所谓“封守”，就是“查封犯人的产业，看守犯人的家属”。②“鞫”便是审讯之谓。这是一条乡宫对待罪受审之人的人口、家产加以“封守”，并将有关情况上报县廷的文书程式。此中所涉及的家庭规模和结构应该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否则不会作为公文写作的参考格式加以抄录、并随葬于死者“喜”的墓葬中。从上引简文看，“封守”的对象包括“室”与“人”两大块，如一宇二内属于“室”、妻与子属于“人”，这都不成问题，但像“臣某”、“妾小女子某”等奴仆，究竟是“室”还是“人”，便成为聚讼焦点。例如，《左传》文公元年记载，楚穆王继位之后，“以其为太子之室与潘崇”。孔疏云：“商臣今既为王，以其为太子之时所居室内财物、仆妾以予潘崇，非与其所居之室。”这就是说，“室”只包括居室之内的财产与臣妾，换言之，臣妾是财物而非“人”。故而，有学者据此认为，秦代的私家奴仆并未被当作编户民的家庭成员或准家庭成员看待。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7 | 8 |
文章来源：国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