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述的批评无疑都指出了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过于简化的结构主义式论述的问题，但在笔者看来，适用性、抽象化(与现实的差距)及“理论即现实”的先入预设是任何理论路径都面临的问题。理论作为一种选择性抽象(对特定现象和事实的抽象)不可避免流于“片面性”，而一定的理论预设不可避免会影响研究者对事实的认知，完全的“价值无涉”与“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总体来看，上述批判都流于“宏观”，忽略对其核心论证逻辑的检讨，而这正是本文试图努力的方向。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的论述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即“同一文化，多个世界”和“同一语言”的问题。

　　(一)“同一文化，多个世界”?

　　如前所述，多元自然论的主要观点是“同一文化，多个世界”的表述，在笔者看来，这种表述存在内在的缺陷。

　　首先来看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关于“文化”的表述，对比德斯科拉关于人类学中两种主要的“文化”定义，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使用的“文化”不是“人文主义”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独特属性，即“一个社会中人们获取的知识、信仰、艺术、伦理、法律、习俗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总和”，更接近“文化主义”的特异性文化概念，即“由作为与具体语言对应，与社会成员的行为相关的生活模式的传统赋予的物质与精神属性”。从这一层次而言，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持的是一种“文化相对论”，即美洲印第安文化与西方及其他地区文化的不同。实际上，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主要适用于西亚马逊地区和部分西北美印第安社会。由于社会内部差异太大，夸克特人不在其列。从另一侧面来说，它又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文化，即不同主体分享的心智特征、语言与社会生活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多个自然(世界)”更像是“同一文化”的不同变体。换言之，人和非人的文化体系是一样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与此相应的是“多个自然/世界”的说法，即不同的主体因为视角的不同，同样的意义在他们的视角下对应不同的客体。因而，不同的主体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在笔者看来，“同一文化，多个世界”的表述存在一个内在的悖论，即尽管“同一文化”在不同主体的世界下可能有不同的事物，但究其根本，不同的主体面对的事物的总体是一致的，不管具体的事物对特定的主体意味着什么。如果说这些“事物的总体”构成我们面对的世界——这一点显然是站得住脚的，那么不同的物种实际上面对的还是同一个世界。因此，“多个世界”的理论演绎过于牵强。在笔者看来，不管是不同的人群，还是不同的物种，我们最终面对的还是这个世界(the World)。

　　(二)语言问题

　　“语言”是当下“本体论转向”无法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有学者认为当下的“本体论转向”的一大理论来源是戴维森对“表征论”的语言学批判。本体论倡导者的很多观点与戴维森都很相近，但较之戴维森更为极端，这其中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的“同一语言”说无疑是最极端的。

　　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认为，不同主体和人类共享同一语言，那么，如何来理解所谓的“同一语言”?如前所述，美洲印第安语言的“代词”属性使得人类的语言能够适用于其他物种。更进一步，其他主体在他们各自的世界里使用和人一样的语言以及相应的意义体系。但是，这不是说人类可以直接听懂其他动物、灵魂或植物的“话语”，因为这种情况只在神话里存在。虽然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没有直接说明，但可以推知这种物种间的沟通障碍是由躯体的差别造成的，类似前面所说的视角的差别，躯体扮演一种类似“加密”的角色。相应的，萨满扮演着“解码”专家的作用，负责翻译不同物种的“语言”。这里实际上是一个从“同一语言”到“不同语言”的引申，至少可以说“同一语言的不同变体”。这中间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其他物种并不直接“告诉”我们什么，而是借助萨满，用萨满的语言(人的语言)传达话语。实际上，除非其他物种能面对面直接和人类沟通，否则我们永远无法验证是否其他物种说着和我们一样的语言。总的来说，其他物种和人类共享同一语言的论断是轻率的。

　　综上所述，为了超越西方“自然/文化”的传统二元对立，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在各个层次上采用新的对立表述，从而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与传统“一个世界，不同文化”的图景不同，在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的理论蓝图中，呈现的是“同一文化，不同世界”的情景。在笔者看来，所谓“多元自然论”的问题正来源于这种刻意的极端化立场，具体而言，“多个世界”和“同一语言”的表述过于冒进了。

　　（本文载于《思想战线》2016年0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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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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